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人们对自由的向往。1949年，德国分裂为东西两德。东边的叫民主德国，可人民却不愿意当它的主人，而是想尽一切办法逃离。到1961年，总共跑掉了350万人，占到东德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人民外逃并不是外敌入侵，而从节省口粮来说，是件好事。但，对于洗脑事业来说，就不是这样了。所有的宣传机器都在竭尽所能地吹嘘自己的制度最优越，自己的国家最幸福，西方是地狱，结果每年却平均有30万人跑到地狱去，这就算是有一万个戈培尔在世，也洗不下去。洗不下去，谎言就要破产，权力就要崩塌。于是，建墙，阻止自己的人民出逃，屏蔽外部世界，成为必然选择。1961年，以“反法西斯墙”为名，东德建立起一道将柏林一分为二的高墙，是为柏林墙。“反法西斯墙”的名字，本身就充满荒谬。这不但是因为建墙者本身就是法西斯的继承者，而且是从建立的那一天开始，它就从没阻挡过一个企图进攻的敌人，因为西边根本就没有人想进入东边享受它那最优越的制度。相反，这道墙的建立，虽然遏制住了东德人疯狂出逃的大潮，但它并没有掐灭东德人出逃的念头。从1961年柏林墙建成之后至1980年，仍然有17万东德人成功翻墙逃往西德。东德人为了投奔西德，绞尽脑汁发明了花样繁多的方式进行翻墙，挖地道、跳高楼、热气球、弹射器，等等。期间，有201位有名有姓的东德人，死于东德士兵枪下。心甘情愿地离开幸福的人间天堂，非但是被禁止的，还会因此而命丧黄泉，唯一的解释是，所谓的天堂就是监狱，里面的人就是囚犯，离开天堂就是越狱，就是犯罪。建墙是为了建造监狱，这就是柏林墙的荒谬。建于荒谬的高墙，不可能永远屹立。1987年6月12日，美国总统里根在柏林墙下发表演讲，向苏联领导人喊话：“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他在演讲中说：“这堵墙会在欧洲倒下，因为它抵挡不了信心，它抵挡不了真理，这堵墙抵挡不了自由。”二年多后的1989年11月9日，它真的倒下了。关于柏林墙的倒下，一个并不是秘密却很少人留意到的史实是，它并不是在那种历史大事件里固有的精心策划和气势如虹之中发生的，而是在误会、迟疑和温吞之中进行，带着浓重的荒诞色彩。它倒塌的直接诱因，是一场乌龙事件。1989年11月9日晚，东德统一社会党东柏林支部第一书记沙博夫斯基在现场直播的国际记者会中，被一个记者问得手足无措，这时一位助手给他递了一张纸条。他打开纸条念了起来：公民可以自由申请私人出国旅游，无需符合任何先决条件。现场的记者都目瞪口呆，一名西德记者追问：何时生效？沙博夫斯基笨拙地回答：就我所知……现在，马上。然后他离开了会场，留下一屋子惊愕的记者。

新闻自由是灾难最大的救助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总结世界饥荒史，就饥荒发生原因时深刻指出——事实是显著的：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找到哪里，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不要嘲笑为民生和社会热点发声的人。能勇敢为民生发声的人，都不是为了私利。请保持一种原始的正义感，对不平事，不指望你能站出来吼一吼，但要与正义站在一起。只有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深挚的爱，才能体会。这个社会不缺正义者，缺的是智者以及引领者，引领我们走出迷惘，走向觉醒。有人说某某人心里阴暗，所看到的听到的所发的都是阴暗的一面，就是所谓的负能量，整天在网络上不是批判就是谴责。其实，正因为他心里明亮，才得以看见这世间阴暗的一面，才知道这世道竟还有龌龊；他之所以谴责，是希望变好；他之所以批判，是希望改变；只有心存光明的人，才愿意去谴责和批判。谁若无视这社会最底层人民所受的苦难、对社会的各种假丑恶付之以冷漠，谁才最阴暗。或许我们改变不了整个社会，但个人的抵抗、内心的抵抗却仍可能。当你抱怨整体的沦丧时，并不意味着你个人一定沦丧。你可以谈论历史与记忆、音乐与诗歌、人生的丰富，理解他人的痛苦，扩展生活的维度。你不必成为斗士，却可以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有思想与情感深度的人。把知道的真相告诉大家，是一种正义；把懂得的常识告诉大家，也是一种责任；把目睹的罪恶告诉大家，也是一种良知；把了解的内幕告诉大家，也是一种品质；把听到的谎言告诉大家，也是一种道德；把亲历的苦难告诉大家，也是一种告诫；把追求的真理告诉大家，也是一种信仰。当一个国家在面对罪恶之时，大部分人却总是这样：1、骂是没有用的，又改变不了什么。2、这很正常啊，我们又能怎样。3、关我什么事，管好你自己吧。4、这个国家就是这样的，你改变不了的，习惯了就行。5、除了自己的健康无大事。如果都是这样，

不关心政治，其实就是不关心别人的生活疾苦，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没有良心。正如一群食草动物，在别的同类遭到袭击的时候不予理睬，仍然只顾自己吃草，这就是食草动物的特性，永远都是被吃掉的命，区别只是它排在第几个而已。人类再发展，个体再强大，也必须以群居的方式生存，即社会的方式生存。而社会生存的基本规则就是相互关心、帮助、爱护，这其实就是政治。固然，政治被一些人搞得很复杂、凶险，但这不是人们逃避政治的理由，逃避的结果，是让那些人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因为你不要你的拳力，你不关心政治，理所当然地，也就没有人会关心你。农民不关心政治，只能是温顺的羔羊；工人不关心政治，只能是受剥削的奴利；知识分子不关心政治，只能是拳贵的木偶；

现实世界的荒诞会在短时间内多次重复。当我再次复述这些新闻时，只觉得不可思议。01四川某个管理委员会的社会事务局发了一个通知，说要调整高龄老人的津贴。高龄老人的津贴不是很高，80-89岁一个月30块钱，90-99岁一个月100块钱，可到了100-105岁，一下子就变成了1500元，110岁以上更是直接来到了3500元。看到这个新闻时，我是不愿意相信的，毕竟太过于离谱了，可偏偏，媒体的报道又证实了事情的真实性。一时之间不知道从哪开始说起，只能说既不想花钱，又想要面子上好看，这个所谓的社会事务局真是会“办事”的。知道100岁以下的老人比较多，索性少给点钱，不能说是少给，准确来说连蚊子肉都不如，一个月一百块钱都不到，让老人们喝西北风吗？知道100岁以上老人很少，于是一下子又把补贴提高到了数千元。想要钱吗？你就努力活吧！踮起脚尖来，跳一跳，希望就在眼前，老人们，加油哦！百岁老人你一定不要倒下哦，你倒下了可不能怪我哦！不是我不想给你，是你没有活到标准年龄哦！都怪你自己哦，都怪你都怪你！要我说，这个社会事务局还是保守了，按照这个逻辑完全可以大胆一点，比如150岁以上老人每个月给5万元，200岁以上老人每个月给10万元，以此类推。反正已经不要脸了，索性直接不要脸到底吧！02说到不要脸，不得不提河南商报的这个报道。报道说郑州的一位女士生了二孩，按照当地9月1号发布的新规，二孩家庭可以领取5000元补贴。5000元看着是不多，但蚊子肉也是肉啊，这位女士就兴高采烈去领补贴，结果跑遍了当地各个部门就是领不到这笔钱。按照当地卫健委的说法，他们只是制定了补贴新规，但还没想好资金从哪来...好家伙，骗人把孩子生了，然后再说没钱，这和无赖有什么区别？关键是无赖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名声，名声坏了就坏了，可他们身为公职部门，就这样明目张胆耍无赖败坏公信力，是不是有点太厚颜无耻了？就跟某些商家搞活动一样，等你去领取奖品时，人家就是不兑现。专业的事他们干得很扯淡，扯淡的事他们做得很专业。03昨天看到一个新闻，说实话，看到这个新闻的那一刻我觉得挺不可思议的。新闻说的是湖南官渡镇的城管跑到群众家里，强行推走了群众的电动车，推车过程中受到周围群众的阻拦，于是又和群众发生了争执。这个新闻发生后，网友炸锅了，都说城管有什么权力跑到群众家里去执法的。对此我倒毫不意外，毕竟前几天四川某地已经给我们做出了示范：不叠被子、家里杂乱、蹲地上吃饭都要罚款。说回湖南这个事，后来记者采访了当地的城管大队，对方给出的回复是：当天城管和派出所联合执法，当事人骑电动车出门没戴头盔，见到执法人员后掉头把车骑回家了。这个回复好，好就好在一切看似都是那么合理，一切看似都是“为你好”，一切看似都是有法可依。可回到现实，我们会发现没有一点是正常的。首先，骑电动车没戴头盔，管理权应该是在交通警察。城管协助派出所，这两者好像都没有执法权，和城管以及派出所有什么关系？就算是协助工作，请问有没有文字证据？派出所就群众没戴头盔这个事去管，又是谁赋予派出所的权力？不管怎么看，都是越权行事！城管什么时候可以代替交警执法了？什么又叫联合执法？意思是你想和谁联合就和谁联合？手是不是太长了？是不是太肆无忌惮了？如果这样，那城管再和交管、农管、环保等联合执法，那岂不是可以管天管地管空气了？所以，这算不算擅闯民宅？是算偷窃还是算抢劫？退一万步说，你完全可以对他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不过是没戴头盔罢了，该怎么罚就怎么罚，直接到人家家里没收电动车算怎么回事？没戴头盔代价这么大的吗？城管

吴小平，这个曾经的中金前总经理，他的言论曾经引起了轩然大波。他曾经高呼“私营经济应退出”，但是如今，他改变了口风，开始高喊“支持”。这种前后不一致的言论，让人们不禁要问：他到底在干什么？五年前，吴小平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的文章，引起了广泛关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私营经济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应该逐渐退出。吴小平在该文中写道，“私营经济已经初步完成了协助公有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大阶段性历史重任。下一步，私营经济不宜继续盲目扩大，一种全新形态、更加集中、更加团结、更加规模化的公私混合所有制经济，将可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新发展中，呈现越来越大的比重。”他还特别提到，私营经济“是没有纪律的，没有深谋远虑的，是不足以面对日趋严峻的国际竞争的。”这种言论一出，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招来了官媒的批评。“人民日报评论”微信号头条发表题为《人民日报评私营经济：只会壮大，不会离场》的署名文章，《经济日报》在时评版头条刊发了题为《对“私营经济离场论”这类蛊惑人心的奇葩论调应高度警惕——“两个毫不动摇”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的文章，“中央政法委长安剑”更时厉声斥责：谁开历史倒车，谁就是与人民和国家为敌！在《新京报》昨晚的一篇评论文章《对攻击抹黑民营经济的言论必须及时亮剑》中，也再度点名了吴小平的这篇文章，并称其发出“民营经济应离场”的奇谈怪论。然而，如今，他又发表了一篇名为《从新“28条”说到各种民营经济》的文章，对私营经济表达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表示，任何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经济，都要讲究一股子企业家精神，敢于创新的同时，敢于担当！这是中国经济能够继续前行，中国人均GDP必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之关键！吴小平的这种转变，让人感到非常不解。他之前曾经呼吁私营经济退出，但是现在却又对私营经济大加赞赏。这种前后不一致的言论，不仅让人感到困惑，也让人对他的信誉产生怀疑。国内知名经济学者马光远在今天发布的一条微博中指出，那些说民营经济完成使命，应该退出的小丑和攻击民营企业的几个人，如今和没事人一样依然很活跃，摇身一变也在评论中央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这多么讽刺，“似乎他们从来没有攻击过民营企业”。我们需要认识到，言论是一种力量，它可以影响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如果一个人的言论前后不一致，那么他的言论就失去了可信度，无法产生应有的影响力。因此，我们需要在发表言论之前，认真思考、慎重考虑，确保自己的言论具有一致性和可信度。总之，吴小平的言论前后不一致，这让我们对他的信誉产生了怀疑。我们需要认真思考、慎重考虑自己的言论，以确保自己的言论具有一致性和可信度。对此您怎么看呢？唉，太难了发声越来越难，我把文章最低打赏金额设置成了一元钱，感恩与感谢默默关注我一年文章的读者朋友，发声不易，一元也是鼓励。因为灵魂相近，所以才有共鸣，即使风沙漫天，感恩一路同行。哪怕面对的是千军万马，我们不退！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心，守一寸有守一寸的价值。做号不易，打赏随意抱团取暖，共度时艰顺手放入朋友圈，没准您的朋友就需要！▶▶

自1922年到1991年，苏联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整整七十年。这七十年里，干部集团的腐败，始终如附骨之疽。苏联七十年腐败史，对后世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列宁时代：防范干部特权，但特权已经泛滥一般说来，政权初建，气象一新，必有一段励精图治，腐败现象会相对较轻。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早在列宁时代，苏联（俄）的腐败问题就已相当严重。◎腐败状况很普遍：47.8%～71.2%的基层合作社管理人员参与盗用公款1918～1920年间，因需集中力量反击外国武装干涉和镇压国内反革命武装势力，苏联（俄）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取消货币和自由贸易，资源由国家统一收支；形势特殊，大规模的腐败无由而生。1921年“新经济政策”重新恢复商品货币关系，腐败的规模亦随之迅速扩张。据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档案披露的绝密资料，1921年共判处贪污贿赂罪69,641件，职务犯罪32,177件；1922年共判处贪污贿赂32,587件，职务犯罪14,887件。其实，早在1920年俄共九大上，许多党代表就曾愤怒指责党内的严重腐败“无论对于谁都不是个秘密”，“中央和地方的党员允许自己那样的奢侈，他们的行为丝毫不比老牌的资产阶级逊色，工人和农民对他们敢怒不敢言。”这些腐败的种类主要包括：公车腐败、住房腐败、饮食腐败、医疗腐败、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在1923年11月曾抨击“几乎每个托拉斯和每个机关的第一件事就是置办汽车，为个别人出行，甚至办理个人的私事而使用”；1923年10月，俄共中央发布《关于同浪费作斗争》的通告信，列举了地方及部门负责人“带赛马四人出行、玩赛马”“负责人的住宅装修得过于奢华”“去餐馆花费了过大的开支”“玩赌博”等种种腐败行为；捷尔任斯基在1923年3月也愤怒地指责党内的医疗腐败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现在主要是哪些人充塞着咱们的疗养院？是哪些人优先得到床位？是苏维埃的太太们，打了引号的共产党员。她们中的一些人在疗养院一躲就是半年，而工人们却虚弱多病”，“在官员中特别普遍的现象是去国外治病，去德国治病，甚至派自己的亲戚陪同。”至于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据1925年11月30日苏共召开的一次针对合作社贪污公款问题的专门会议披露，农业合作社基层网中，其管理委员会成员的47.8%～71.2%，都参与了窃取盗用公款，腐败的普遍性可见一斑。◎工资上对干部的限制虽然很严格，但干部工资外腐败早已泛滥成灾当然，最高当局也不是没有采取过防范腐败的措施。十月革命后，列宁就对领导干部的工资和待遇做了严格规定，要求一切公职人员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列宁率先示范，其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是500旧卢布，而铁路员工的最高工资是510旧卢布。1919年制定的35级工资表，党政领导人的工资大大低于工人的最高工资；1922年改行17级工资制，同时“鉴于党的领导干部的物质状况非常不能令人满意”，苏共决定用党的经费来为15325位党的各级负责人改善工资待遇和物质保障；同时又规定领导干部的实际工资，不得超过17级工资的1.5倍。但问题在于：领导干部们很快就不靠工资生活了，在工资之外的其他方面，享受特殊待遇的领导干部们与群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最典型者莫过于住房，1918年，列宁曾命令要求提供给“人民委员”的住宅，每个家庭成员不得超过一个房间，但讽刺的是，莫洛托夫同志却占有着整整一层楼，当然，就房间数而言，莫洛托夫同志并没有越轨，只不过他们家的房间特别大，而家庭成员——女佣什么的又太多了。而普通群众呢，则绝大部分还是两三代人一起住在用床单和窗帘隔开的一小块“住房公社”里。1921年腐败之风大盛后，当局也曾采取过补救措施，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一大批与贪污受贿作斗争的机关。但效果却并不怎么样，因为按照苏维埃的法律文件，社会主义社会是不会产生犯罪和受贿的，这类罪行只会存在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在整个反贪腐运动中，对犯罪者“运用阶级方法的理论”相当普遍，大量的贪污犯，仅仅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出身，而在审判时被免予惩处。官方的说法是，“在1923年底大量的受贿现象已经基本绝迹”，但根据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档案披露的资料，职务犯罪和滥用公款的现象，其实是愈演愈烈。▍斯大林时代：公然将干部的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虽然列宁时代官僚们集体滑向腐败不可阻遏，但至少在公开的政策层面，当局对官僚们的特权腐败是深恶痛绝的。斯大林时代则公然逆历史潮流而动，将官僚们的这些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最高领袖带头堕落，给高级干部发“钱袋”行贿，整个干部集团特权腐败泛滥在列宁病重已不能主持工作之际，斯大林运用个人权力创立了“官僚等级名录制”。以这一制度为基础，斯大林建立起了一整套保证领导干部层特权的制度。这种制度下产生的官僚特权阶层，成为斯大林模式的支持者；斯大林则反过来成为这个特殊阶层的利益维护者。在斯大林时代，这个官僚特权阶层主要享有如下特权：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手持特供证者在特供商店能买到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品和其他商品。▲苏联时代的特供商店3.特教权。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5.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端的官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斯大林在纵容、赋予干部腐败特权这个问题上，毫不掩饰，展示出来的是一种赤裸裸的态度。列宁时代那种政策上对特权腐败的深恶痛绝，在斯大林时代连影子都见不到了。譬如：斯大林时期高级领导干部除正式工资外，还会与工资同时收到一个装很多钱的大信封，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钱袋制度”。莫洛托夫后来说：“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给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的倡议，采用了钱袋制。用这种封着的小包给军事和党的领导人送钱，很多的钱。当然，这是不完全正确的。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我对此不否认，因为没有权利提出任何反对意见。”“钱袋”里给多少钱，给谁，完全由斯大林决定。当然，领取“信封”者须严格保密，否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至于斯大林为什么要这么做，格·阿·阿尔巴托夫在其《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说：“我确信，这是斯大林故意采用的政策，目的在于收买党和苏维埃机关的上层，使其落入某种连环套之中。这是一种路线，旨在借助于直接收买，借助于灌输丢掉职位就丢掉特权、失掉自由甚至生命的恐惧思想，从而保证官员们绝对听话，并积极地为个人迷信服务。”最高领导人堕落如此，上行下效，整个干部集团的腐败之泛滥，可想而知。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惊讶地发现连“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也置身于深深的特权腐败之中，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者多达四五十人。罗曼·罗兰感慨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也回顾了斯大林时代泛滥成灾的特权腐败：“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以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领导干部们住在世外桃源；普通民众的居住条件反不如沙皇时代住房腐败是斯大林时代领导干部特权腐败的一个典型缩影。十月革命后，领导干部与普通群众一度都居住在集体主义的“住房公社”内。但到列宁时代晚期，领导干部们已开始利用特权，纷纷从“住房公社”里搬进独户住宅。这种变化，在斯大林时期最为翻天覆地。1926年，全苏人口调查显示，全国人均住房面积只有5.9平方米，而斯大林的“老战友”阿利卢耶夫家的女仆，所拥有的住房面积就已超过了20平方米。更不用说直到1930年代末，莫斯科的大多数居民的住宅连起码的基本生活设施如厕所、浴室都没有；而干部们的住宅，则普遍配备了汽车库、电影厅、特供商店、医疗中心乃至数量不一的服务人员。在住房问题上，让民众最受刺激的，莫过于领导干部们普遍拥有“贵族别墅”。苏联土地辽阔，别墅本来很普遍，普通百姓往往也会在郊外拥有一小块土地盖上一个简陋的木制小楼或小院子，也叫别墅。但领导干部们的“贵族别墅”远非普通百姓的“别墅”可比。同独户住宅一样，“贵族别墅”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官位等级越高，其别墅所在位置及配置就越好。所有这些“贵族别墅”都“属于国家”，由国家负责维修、保养。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米高扬、莫洛托夫这些国家领导人的别墅，无一不是极尽奢华之能事，“别墅全部铺上地毯，有高加索制造的金银兵器、珍贵的瓷器……碧石做的高脚盘，象牙雕刻，印度丝绸，波斯地毯，来自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的手工制品……伏罗希洛夫有许多别人赠送的马匹，像米高扬那样，他在自己的别墅骑马散步。他们的别墅变成了带有花园、温室、马厩的富贵之乡，当然，这一切花销都由国家负责。”在斯大林时代，各级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干部，都在相应级别的疗养区用国家的钱大造别墅。这些别墅，不但有花园，有马厩，有专门的温室栽种蔬菜和水果，还有台球室、游泳池、网球场、排球场、日光浴场，乃至专门看电影的放映间；每栋“贵族别墅”内都有大量领国家工资的“服务人员”。白天游泳、划船、打网球，晚上玩排球、打台球、看电影，是斯大林时代领导干部们最标准的别墅生活模式。而那些“平民别墅”，连最基本的自来水都没有，更不用说城市里那些排队等待分配住房的普通民众了。1925年，在克拉斯诺普雷斯顿区苏维埃里，每月有2.7万人排队等待住房分配，而能得到住房的，不过50～60人而已。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最后的遗言》中写道：“（我20岁在沙皇时代做技术工人时）立刻得到了一套房间。这套房间有会客室、厨房、卧室和餐室。革命后的好多年，回想起我作为资本主义下的工人，有比现在生活在苏维埃政权下的我的工人同胞更好的居住条件，使我感到痛心。”“我们已经推翻了君主政体和资产阶级，我们已经赢得了自由，但是人们的居住条件比从前更差了。”革命成功了数十年，民众生活却还不如沙皇时代，赫鲁晓夫的这段话，无疑戳中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真相。▍赫鲁晓夫时代：向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首次攻击赫鲁晓夫上台后，曾试图限制斯大林时代泛滥成灾的干部特权腐败，但最后以失败告终，赫鲁晓夫本人也因那些不甘心放弃腐败特权的官僚们的反击而下台。◎取消官僚特权，实行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赫鲁晓夫上台后，向斯大林一手建立起来的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了苏共历史上的第一次主动攻击。在他的命令下，很多官僚特权被取消，如“信封制度”、免费早餐午餐、免费别墅、专用汽车等。官员们在斯大林时代的高薪也被大幅度砍削，如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长康斯坦丁诺夫原工资为15000旧卢布，被降为5000旧卢布。即便如此，其工资水平仍然很高——当时工人的最低工资只有300～350旧卢布。但这些都不足以从根本上消灭干部特权腐败——列宁时代就是个例子，这些官僚特权在当时是非法的，但这些官僚特权仍然兴盛不衰。所以，赫鲁晓夫采取了另一种“釜底抽薪”的方式，即实行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苏共22大通过的改革决议中称：“为了能把更多能干的人吸引到领导机关，也为了消除某些国家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的可能性，党认为必须经常更换领导机关的成员。”苏共22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至少要更换1/4，加盟共和国中央、边疆区委、州委成员至少要更换1/3，专区委、市委、区委、基层党委会成员至少要更换1/2，并且连任不得超过三届。因为官僚的特权腐败是与职位密切相关的，失掉职位必然会失去特权腐败的资格。所以，赫鲁晓夫推行的这种任期制和轮换制，等于直接侵犯了官僚们的既得利益，引起了官僚们的惊恐和愤怒。格·阿·阿尔巴托夫如此回忆赫鲁晓夫对干部特权腐败的打击：“对特权的第一次讨伐是由赫鲁晓夫开始的，他没有受到来自下边的任何压力，完全是自己主动进行的。当我来到中央机关的时候（1964年），那里的老工作人员还没有平静下来，还没有从丧失部分特权引起的震荡中恢复过来。那批机关工作人员把取消这些特权叫做‘赫鲁晓夫的十次打击’，套用‘斯大林的十次打击’（即在1943～1944年发动的十次最大的战役）。当时负责人员丢掉许多东西：“钱袋”、免费早餐，不少的人丢掉了免费的别墅和专用汽车等等。”最后，这些丢掉特权的官僚们下决心要赶走赫鲁晓夫，成了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盟友”。▍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腐败干部们最幸福的黄金期勃列日涅夫的上台，很得力于“在赫鲁晓夫手里失去腐败特权”的干部们的支持；作为回报，勃列日涅夫为这些干部们创造了苏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好的腐败环境。◎不但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取消的所有干部特权，还增加了新的特权项目1964年勃列日涅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吸取赫鲁晓夫的教训，不仅恢复了被赫氏取消或限制的所有干部特权，同时还顺从官僚们的要求，废除了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批评赫鲁晓夫的干部轮换制“对干部本人是不公正的”，并发誓要“保证对干部的尊重”。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从苏共23大到26大，苏共中央委员会实际连任率达到90%。高层干部队伍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超级“稳定”，许多人在某一高位上一干就是十几二十年，老人政治和帮派政治因此遍地皆是。譬如拉希多夫在乌兹别克斯坦执政20多年，该共和国的党、政、经和政法部门全部都是他的亲信，仅在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机关，他的亲属就达14人之多。勃列日涅夫不只是恢复了赫鲁晓夫废除的高级干部特权，而且还搞了许多新的特权。据戈尔巴乔夫的秘书博尔金讲，勃列日涅夫时期在特权制度方面“实际上还建立了庞大的系统。控制这个系统的是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的领导人、医疗界的得力干部和克格勃九局的专业部门。在‘食疗餐厅’就餐的人数猛增。按规定有权利在这个餐厅就餐的都是些老顾问和苏联部长会议各主管部门的高级领导人、各部委的上层工作人员、人民演员、艺术家、作家、记者等等。因此，就餐人数迅速膨胀。当时在各共和国首都和某些大城市都有类似的餐厅和内部商店。”“从1965年起，为官员服务的汽车大大增加，建造别墅的规模不断扩大，不再建造朴实的小木屋，而用砖建造设备齐全的两层楼的别墅。高级领导人可以一年四季都住在郊外。眼看着苏联卫生部第四总管理局不断发生变化，修建许多的新的中央专门医疗、疗养院和休养所。工作人员根据自己的职位，有时也因领导人的赏识可以享受各种特权。”斯大林时代，虽然特权腐败在制度上“名正言顺”，但斯氏的统治手腕高压而残酷，令许多高级干部时刻生活在一种恐怖政治的气氛中；赫鲁晓夫时代的干部轮换制，也让许多高级干部时刻担心自己被从人间天堂般的贵族别墅里赶出去。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干部们终于什么都不必再担心，迎来了他们特权腐败的黄金时代。◎勃列日涅夫身先士卒，带头冲在腐败的最前线和斯大林一样，勃列日涅夫也始终冲在腐败的最前线。他任总书记之后，任用了大批亲信，包括自己的许多亲属。过去有工作关系的干部，老下级、老部下，如在乌克兰、摩尔达维亚、哈萨克斯坦一起工作过的下属，纷纷到勃氏身边谋求新职位，借以牟利。对这些下属和亲戚（尤其是勃氏的儿子、女儿、女婿）的贪腐行为，勃氏的一贯态度是装聋作哑。如勃氏的女婿丘尔巴诺夫，仅10年时间就从一个普通民警一跃而成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1976～1982年间大肆贪污受贿，酿成震惊全国的“驸马案”，但直到勃氏死后，丘尔巴诺夫才被送上审判席。整个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的许多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肮脏勾当。”高级领导人彼此勾结、滥用权力、贪污受贿的案件层出不穷。除个别案例外，大多数腐败案件都是勃氏去世后才被揭露出来。勃氏个人的贪婪在这场腐败盛宴中起到了强烈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勃氏对各种送上门来的贵重礼品几乎照单全收。譬如，勃氏曾到阿塞拜疆访问，该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送给他一座用纯金制作的、价值连城的半身像；到格鲁吉亚考察，勃氏则收到“一把黄金制作的俄式茶炉”；1976年勃氏70岁生日，全国掀起一轮史无前例的送礼高潮。他收受了各地领导送来的、为数众多的贵重礼品，其中雅库特州委送了一只巧伦杯，是用一块罕见的毛象牙磨制的喝马奶的器皿，奶杯上镶嵌了用总重量超过12克拉的天然钻石加工制成的12朵玫瑰花；1982年勃氏再度访问加盟共和国阿塞拜疆，当着数百万电视观众，在直播中接受了阿塞拜疆共产党总书记送给他的16条宝石项链。勃氏还把腐败的脸丢到了国外，在公开的外交场合一辆接一辆地接受西方国家首脑赠送的豪华汽车。▍戈尔巴乔夫时代：全面腐败下的经济改革只能是悲剧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启动了经济体制改革。但自由化的经济改革政策，与干部的全面腐败结合到一起，其结果可想而知。◎对特权腐败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经济改革最终沦为贪腐狂欢在经历了短暂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后，苏联迎来了戈尔巴乔夫时代。戈氏上台后，启动了自由化的经济改革政策，但对干部特权阶层的腐败问题，却未能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勃列日涅夫时代遗留下来的种种特权，大都被保留了下来。其结果是：随着经济领域自由化改革的深入，官僚特权阶层利用近水楼台缺乏监督的优势，迅速将自己手中的管理权置换成经营权，使自己从国家财富的管理者，纷纷蜕变为国家财富的占有者。所谓“改革”，实际上成了特权阶层抢夺国家财富的一场竞赛。苏联历史上著名的“共青团经济”，就是在戈氏的改革中利用特权腐败发展起来的；国家职能部门被取消变成股份公司后，部长们大都成了公司的总裁，股份则大都在部门领导人之间被瓜分；……总而言之，改革前谁是管理者，改革后谁就成了占有者和所有者。结果是，“国家官员、党的职能人员、共青团积极分子成了最初类型的俄罗斯企业家、1990年代初的第一批百万富翁和‘新俄罗斯人’。”当然，戈尔巴乔夫并非没有尝试过阻止改革的堕落，他也吸取了赫鲁晓夫被特权干部联合逼迫下台的教训，而选择采取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次又一次地大批撤换反对改革的党政官员。但苏共干部的特权贪腐，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已经全面泛滥，简单的撤换早已不能解决问题。戈氏的改革以失败告终，而叶利钦则打着反特权腐败的旗帜赢得俄罗斯总统的宝座，均非偶然。▍结语：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苏共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此言可谓对苏联七十年腐败史最精确的盖棺论定，同时也是留给后世最深刻的历史教训。发声越来越难，我把文章最低打赏金额设置成了一元钱，感恩与感谢默默关注我一年文章的读者朋友，发声不易，一元也是鼓励。因为灵魂相近，所以才有共鸣，即使风沙漫天，感恩一路同行。哪怕面对的是千军万马，我们不退！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心，守一寸有守一寸的价值。做号不易，打赏随意抱团取暖，共度时艰顺手放入朋友圈，没准您的朋友就需要！▶▶

编者按：著名中东问题专家、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殷罡，因突发心梗于6月9日9时1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作为一个学者，他一生有很多建树，尤其是在中东问题研究上成果颇丰。只要发声，就会面临不同声音的指责和质疑。殷罡也无法避免。古人说：盖棺论定。他的见解和观点对错最终会由后人见证。下文是他关于“哈以冲突”的论断。如果不戴着有色眼镜去看，或许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殷罡：今天这次冲突，以色列明面上是同哈马斯打，实际上是同伊朗及其盟友较量。哈马斯背后的支持者主要是伊朗，这次战事扩大以后，向以色列发动攻击的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都是伊朗栽培的盟友。哈马斯在阿拉伯世界其实不受待见，其中有一条就是跟着什叶派的指挥棒转，服从伊朗的布局，以阿拉伯世界为敌。在阿拉伯世界眼里，哈马斯也是叛徒。同样，去年刚恢复阿盟资格的卡塔尔也是。当时都跟它断交的原因之一就是2012年卡塔尔的埃米尔居然在穆兄会执政埃及期间，通过西奈半岛到哈马斯控制下的加沙访问。卡塔尔的埃米尔一次性给哈马斯4亿美元，当然是所谓和平建设的钱。这在阿拉伯人眼里又犯了忌。因此，这里主要是民族之间的博弈，但也不能完全按民族划分，宗教意识主导也是存在的。比如叙利亚是阿拉伯人，但掌权的是什叶派，尽管是少数，但它是伊朗阵营的。两伊战争期间，叙利亚居然支持伊朗，为同阿拉伯人作战的伊朗提供武器。也门的胡赛也是这样，阿拉伯人，但属什叶派，接受伊朗的治国理念和援助。更不要说黎巴嫩的真主党了。伊朗的什叶派革命输出还是很有成果的。不过叙利亚在这次战争中声调很低，你看不到它说什么。因为哈马斯这帮人原来领导机构就在叙利亚，结果到叙利亚闹“阿拉伯之春”的时候，哈马斯支持造反的穆兄会，阿萨德就把哈马斯全当恐怖分子赶走了。叙利亚不支持哈马斯。哈马斯能代表巴勒斯坦吗？现在媒体上都说巴以冲突，但是也有一些国际媒体写它是哈以冲突。哈以冲突或者说以哈冲突是这次战争比较准确的称呼。因为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在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武装并没有参战。说这一次是巴以冲突，对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是不公平的。当然从整体上看，毕竟是巴勒斯坦人同以色列人之间的一场战争，说巴以冲突可以，但应该加以注解。那么，哈马斯能不能代表全部或者大部分巴勒斯坦人呢？很多人都知道2006年的巴勒斯坦国民议会选举里，哈马斯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媒体和一些学者不了解具体情况，一听说哈马斯胜了就开始写文章，但缺乏对哈马斯胜选的多方面原因的了解，是过于简单化的议论。这个议会选举是在2005年开始的，2006年1月正式投票。这时候巴以和平进程已经中断了，阿拉法特已经死了，冲突造成的伤亡让巴勒斯坦的民意也发生了改变，巴解威望下降。同时，哈马斯不是以自己名义参选的，是组团参选的。它的选举纲领也不是说选上我就跟以色列开战、血战到底，全是好听的。但问题还出在选举制上，不同的选举制可以导致不同的结果。如果就一张选票来选总统，选阿巴斯还是哈尼亚，那谁敢选哈尼亚？但是巴勒斯坦议会采用的是两票选举制，议员里一半通过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另一半通过传统选区选举产生。这选举法是联合国弄的。第一张票叫中央选区选票。参加这个选举必须以政党名义，像法塔赫、人阵，哈马斯变了个号，因为世界各国都不能以宗教、教会名义参选。在这张选票上，巴解各派加起来稍微超过了50%。也就是说，如果按一张选票来选，哈马斯赢不了。第二张选票是地区选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分成16个选区，各个党派都推举自己的候选人，不是以党的名义，而是以当地候选人的名义。这下惨了，法塔赫这波推举的都是政工干部、警察局长一类长官级别的人。哈马斯聪明，提名的都是医生、大学教授、慈善会领导。选本选区的代表，选民肯定是谁像好人我选谁。法塔赫推举的这些官贪污受贿、上街打人，肯定都不选，选哈马斯推出的这些学者医生。所以在第二张选票上，哈马斯得到了压倒性的胜利。两票相加，哈马斯就赢了。后来巴勒斯坦再选举就很难了，喊了十年都没有实现。因为阿巴斯要求改变选举制，改成一票制。这样谁会选哈马斯？就这一条改变选举制，哈马斯和其他小派别怎么能同意呢？所以一直无法再举行选举。上次大选是17年前举行的，阿巴斯都超期服役多少年了，哈马斯说你根本就是非法，全世界没有哪个政府是一口气干17年的。哈马斯说的这话还真占法理。去年阿尔及利亚召开法塔赫和哈马斯的和解会议，说要举行选举。我就跟人说选不了，选举制就定不下来。根据去年11月在阿尔及尔签署的协议，要在2023年年底举行新的大选。别说10月7号打起来了，就是没打起来，选举法还没定，选举规则还没定，怎么选？选举制决定选举结果，想改成有利于你的，哈马斯就不参加，接着打，继续内战。在中东这个舞台上，很多会议、讲话是做游戏。阿尔及利亚为什么去年要把人都请去搞巴勒斯坦和解会议呢，因为它很快就要当阿盟轮值主席了，得有作为。都是讲故事。哈马斯在这方面把所有人都骗了。这次袭击以色列为什么毫无准备、让哈马斯得手，也是因为哈马斯在过去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停止和以色列冲突，忙于跟阿巴斯谈判，在阿尔及利亚的主持下参加巴勒斯坦各派和解大会，确认要举行新一次的巴勒斯坦国民议会选举，做出了一幅改弦更张的样子。他提出要修改巴解章程，加入巴解，加入之后不就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成员了吗？事实证明，这是战略欺骗，它把所有人都骗了，把我也骗了。现在很多人说哈马斯是反抗占领什么的，实际在加沙并不存在以色列占领问题。需要说明的是，2005年沙龙全部撤离加沙之后，加沙地带已经是一片巴勒斯坦人完全控制的土地，加沙1967年之后被以色列占领的状态已经结束了，加沙同以色列和埃及的边界就是1949年停火线，这条停火线就是国际社会反复呼吁为巴勒斯坦人争取的1967年边界，是符合国际法标准的。现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定居点争议，发生在约旦河西岸，约旦河西岸的一部分地区还处于以色列的占领状态。以色列已经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把加沙交给巴勒斯坦人了。2007年加沙内战以后，哈马斯就把法塔赫、巴解组织的人全都赶走了，对加沙实行单方面的有效控制，到现在是16年。在这16年里，加沙不是一片被占领的土地，而是被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领土。我当年就哈马斯在2007年后老向以色列发火箭写过一篇文章，就说哈马斯是反抗占领还是邀请占领？结论是邀请占领。他们的立场是冲突必须延续，你都走了算什么事啊？再说所谓封锁加沙的问题。现在加沙和以色列、和埃及的边界是国际边界，就是巴勒斯坦国的“1967年边界”。任何国家的边境都会有一定拦阻设施。哈马斯自从控制加沙之后，不断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在这次战争之前曾经有4次严重交火。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怎么可能不对边境实施封锁？封锁是哈马斯延续冲突的必然后果。而且封锁是控制违禁品进出，从埃及口岸进入的联合国救援物资并不受影响，在非冲突状态下，加沙的水电粮油、医疗设施都是正常运转的。但在冲突时期，封锁会更加严密。但即便这样，哈马斯还是储藏了大量物资，地下的兵工厂加紧生产，储存了上万枚火箭。受封锁影响的主要是老百姓。总之，局势的发展过程是，哈马斯把整个加沙打造成一个出击阵地、立体战斗堡垒，民用军用设施混杂在一起，有些是民居下面就是军用地道。一旦打起来，平民伤亡一定会很大，哈马斯追求的正是这一点。所以，封锁导致哈马斯报复是不成立的，是哈马斯反对和解发动冲突导致的封锁。这是很遗憾的事。巴以冲突的前景：无解的难题虽然哈马斯在阿拉伯世界并不受待见，但如果哈马斯以很小的代价被以色列完全消灭，以色列没麻烦了，阿拉伯国家也不大高兴。因为巴以冲突如果真消停了，外部威胁都没有了，内政压力就大了。你看阿拉伯国家的每一个国家的在不同阶段的每一次表态，要是真了解这个背景的话，能看出门道来。因为情况复杂，必须会解读他们的表态。哈马斯为什么这么多年被封锁打击还能生存下来？第一它对加沙实行的是有效的控制，别的势力像吉哈德、基地组织试图在这里插足，哈马斯就镇压他们。事实上以色列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幻想哈马斯改弦更张，还说过如果哈马斯控制了巴勒斯坦，愿意跟我们谈判，我们也愿意谈。第二，他们有生存门道，通过地道走私。它的武器装备的确是很多是从伊朗来的，但民用物资也可以轻易地转变为军用物资。2012年卡塔尔埃米尔承诺，支持加沙的基础设施建设，每年后来还给钱。基础设施建设就得用水泥，水泥就拿去修地道了。基础设施建设得铺水管，把水管挖出来截成一节一节的，就变成火箭了。除了地道系统，还有海上漂浮系统。就是把武器装在很结实的胶囊里，再充上空气，控制充气的比例，就可以让这个胶囊就在水面下可看见的地方漂行。这样蛙人就可以把这悄悄的、在飞机看不到的地方把它拽到岸上。通过这个和地道，从黎巴嫩、从埃及西奈半岛的海岸就往这边送。这些地道也不能把它完全封上，这地道有些是送武器的，有些是运走私品，有些是点外卖的。离加沙不远有个埃及城市叫阿里什。加沙要吃点什么好吃的，像麦当劳，就要从这里通过地道往里送。把地道炸了，死的都是老百姓。但送武器还是送外卖，根本分不清。这地道是一开始没有，以色列没撤的时候到处查，没有发现。以色列一撤就开始挖。一开始比较浅，三米五米，现在好几十米，有作战指挥设施。总长度都好几百公里了。即便以色列进去摧毁，难度也特别大。所以以色列人现在开始反思，2005年完全撤出加沙，本来是要幸灾乐祸的，结果哈马斯把加沙打造成一个能攻能防的战斗堡垒。那沙龙这个撤出加沙到底是对了还是错了？从政治上讲，撤了就不是占领者了，没有我的事了。结果人家造成战斗堡垒还要打你，你还得占，死人更多，罪过更大。现在就摆出了一道无解的题。以色列要消灭哈马斯，但是怎么消灭？2014年的时候以色列进去过一次，进去很小的一片地区，结果造成很多伤亡。这次以色列说加沙北部都要撤，但也有就不撤的，还有住医院里的怎么撤？埃及现在堵住也不让进。让哈马斯过来那不就给我找麻烦了吗。约旦也说不许难民过来，它吃过多大的亏呀。你说怎么办？正确解决办法就是，由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接管加沙。你说这难度多大？也不能责怪巴勒斯坦人无能、不统一。西岸和加沙，两个政党、两个目标，中间隔着以色列，怎么统一？而且巴解也打不过。至于说两国方案，这很对，但两国方案的一个前提是巴勒斯坦先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有统一的管理，谈了签了就去执行，否则又会重复1993年的悲剧。1993年以色列和巴解组织已经实现和解了，已经朝着两国方案去发展了，结果中断了。如果现在阿巴斯再跟内塔尼亚胡签一个协议，会败得比上次还惨。对于哈马斯和伊朗来说，把巴勒斯坦这个节抓住了，就可以四两拨千斤。你说难不难？太难了。今天以巴之间的仇恨是逐渐积累的。在冲突战争中发生杀戮事件，从1948年开始就有，仇恨是很深的。在以色列占领期间，巴勒斯坦人的独狼活动、游击活动都遭到镇压，尤其军事人员和民众混杂在一起，以色列的搜索、检查很不客气，对巴勒斯坦人的安全造成很大的伤害。他们对以色列人有仇是可以理解的。可以批评以色列在军事行动中、占领期间伤害平民的问题非常严重。现在以色列跟一些国际媒体和外国政治家私下发了一些视频，他们缴获的10月7日、8日在南部哈马斯屠杀现场的影视资料，还开了大规模的记者招待会放这些资料，但是不许录像和传播，因为镜头太残忍。以巴之间的这种宣传战这么打下去，时间稍长一点，大家会明白很多事。当然以色列在报复过程中炸楼房、造成很多平民伤亡，又会激起全世界的愤怒，肯定也是这样的。但应该理解一个大势：毕竟双方1993年已经签署了和解协议、“土地换和平”协议。“土地换和平”在初期进展是顺利的，如果大家都有和平愿望的话，现在和平早就该实现了。正是有人，从伊朗到哈马斯，不愿意看到奥斯陆协议的实现，不断地挑起冲突，结果就是制造了更多的仇恨。如果说以暴易暴是合理的话，那么这个冲突永远不会结束。我们还是要理智地看大势，不能在现象上过度动情绪，做一些过于表面的判断。这一波的冲击很大，未来可能会更大。但有一条，如果不改变加沙的政治地图，冲突还会有。理想的办法，从法理上说，是巴解接管加沙，哈马斯认输。这太难。如果战争继续持续，要看以色列方面，如果真是过度报复，进去占领，哈马斯真是扛不住了，这时候黎巴嫩真主党如果打过来，战争就扩大了。但战争扩大的可能性大不大？不一定。真主党联盟在上次黎巴嫩议会选举里，128个议席里占了61个，刚刚跌落50%以下。一开始它只是个民兵组织，2006年听伊朗的命令打以色列，给联合国伊核问题讨论制造障碍。但现在真主党发展成在黎巴嫩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政党，如果它打，美国航母的所有炸弹全都会落到真主党头上，不会落到哈马斯头上，真主党这么多年的经营就完了，国土基建也都完了，它亏不亏？所以很难走到这一步。但是它也很难不作表示。所以就今天打一个坦克明天打一个坦克，维持这种低烈度冲突，表示我们也施加压力了，也参战了。胡塞武装更是如此。最近美国军舰击落胡塞武装的导弹、无人机，也就是这个。伊拉克民兵说要组织起来进军，它过不去啊。伊朗说几十万人报名参军，帮哈马斯打仗，也过不去。所以理论上，不能完全排除战争扩大，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全打起来的情况，但目前还没看到这种可能。现在国内舆论场很混乱。一个原因是没有这方面的正规教育，都听从课本上一些很笼统、很原则的说法确定自己的立场。第二，现在自媒体很多，发声很随便，他们当中立场偏差的言论非常多。最根本的一条，缺乏知识，没有分清情理和法理，对事态发展的过程和细节都不知道、不了解。让一个小青年看几个短视频就决定立场，怎么可能？同样在英美这些国家也一样。因为中东、巴以这些事太复杂，头绪太多，你让一般老百姓在一种激烈冲突时期发表恰如其分的见解难度也大。最主要的一条是，知识、信息的缺乏。这也是没有办法的。（选自网络/江淳编辑）发声越来越难，我把文章最低打赏金额设置成了一元钱，感恩与感谢默默关注我一年文章的读者朋友，发声不易，一元也是鼓励。因为灵魂相近，所以才有共鸣，即使风沙漫天，感恩一路同行。哪怕面对的是千军万马，我们不退！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心，守一寸有守一寸的价值。做号不易，打赏随意抱团取暖，共度时艰顺手放入朋友圈，没准您的朋友就需要！▶▶

作者：王家林德国哲学家曾这样诠释“自杀”：自杀是以勇敢为前提还是全部以沮丧为前题，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如果仅仅为了不名誉地活着，即出于愤怒而自杀，那么他是勇敢的，如果由于在慢慢耗尽一切忍耐力的悲伤时，失去耐心，那么就是一种沮丧。据秦筱《谁是中国最高自杀群体—中国人的自杀规律》；来自加拿大学者费立鹏2002年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数据《中国自杀率1995---1999》，中国自杀率达到十万分之二十三，相当于美国的二倍，是全球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约占全球自杀人数的三分之一；在中国，每两分钟有一人自杀，有八人自杀未遂。但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处顾问，哈佛大学副教授费立鹏认为，从2009年至2011年，中国的年自杀率在短的三年内下降58%，只有万分之九点八，接近国际平均水平。按国际标准，每出现一个自杀身亡者，背后就有10至20个自杀未遂者。法国研究自杀的心理专家菲涂尔干《自杀论》；“自杀总是发生在非正常状态下，要么是社会偏离正常状态，要么是一个人的精神偏离了正常状态。宿命型自杀属于社会控制过度造成的。个人失去任何希望，这种类型的自杀在现代社会并不常见。文革中，受迫害的人自杀司空见惯，以致有人了解每天有多少“降落伞”降落，即每天有多少人跳楼。世界上什么最宝贵？生命最宝贵！因为它不能死而复生。尤其是年轻生命，处于青春年华，有着美好的梦想，朝气蓬勃，风华正茂。这群十几岁的孩子。他们本应坐在课堂上学习文化知识，在父母面前撒娇。然而，他们却在远离家乡父母的穷乡偏壤，经受暴虐。走上绝路。极左的偏执到了极致，必然造成严重的后果。连成年人都受不了，更何况孩子。著名民主烈士林昭的姐姐，旅美作家彭令范讲：自杀是一种现实反抗的顶峯，是一种舍生求义。是最刚烈的社会担当，我不赞同自杀，但我保留这一最后选择给自己。自杀，是死者生前绝望时最痛苦的选择，渴望生存，是人最本能的要求，特别是来到人世间才十几年的青少年，有温暖的家庭，有百般呵护关爱他们的父母家人，有着美好梦想和憧景，他们理应过着美好而无忧的生活。然而，他们却万念俱焚，痛不欲生，生不如死。选择自杀，给家人带来无尽的悲痛，这是知青一代人的不幸，也是社会的不幸。自杀包括两个极致含义；一是自杀者所处环境极度险劣、灰暗。心境极度沮丧、抑郁。二是以宝贵的生命为代价，作最后无奈抗争。无论什么原因，自杀是社会环境的残暴、耻辱、悲哀。年青人的自杀更是如此。知青死亡中，自杀现象非常严重。据心理学家研究，每自杀一人，便有3个自杀未遂，未死掉的，或一闪念，促而止步，自杀中止，死前一刻，会有一个静逸徘徊的思索，与死与不死的抉择，留恋世间，想念亲人，但不自杀又极端受折磨与痛苦，痛苦之极万念俱焚，毅然决然去实施自杀行为，自残，泯灭自我生灵，肉体非常疼痛，心灵非常痛苦，不卒忍受。或自残，或猛悟，或伤悲，这时感到生命的宝贵，毕竟生命只有一次，死而不覆，但万般无奈，又痛不欲生，生不如死。《悲怆青春：中国知青泪》一书中说：仅在云南垦区知青非正常死亡就高达153人，失踪34人，其中自杀39人，还有自杀未遂者数十人，高居死亡人数之首。据成都下放云南兵团的知青所编写《青春无悔》一书中聂晓薇《生命的碑》文中说；曾在云南农垦总局担任过青年科副科长的“北京五十五”之一的林力女士告诉我：“那时他们每年都要统计一种报表——知青死亡情况统计表。在‘非正常死亡’一栏里，排在第一位的是自杀人数，而在自杀人数中排第一位的，则是未婚同居和恋爱纠葛而自杀身亡的，在那文化极其贫乏，过多渲染极左的政色彩，人性扭曲，情感压抑，性情狂躁，演绎了一幕幕爱情悲剧”。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撤消前，官方统计的知青自杀人数为25人，至今人们对这个数字仍持怀疑态度。造成知青自杀的原因除上述，因婚恋纠葛外，还有不少是由于政治迫害和兵团干部粗暴和简单的管理教育所造成的惨剧。据《中国知青史.大潮》介绍：1969年至1972年，三年时间内，黑龙江省知青自杀、凶杀死亡84人，占死亡人数978人的0.859%；新疆兵团发生自杀事件l34起；上海川沙县下放到云南一师六团，1973年就自杀3人。据吴询《中国知青总纪实》记载：在知青非正常死亡中，自杀现象比较严重，1973年7月河北保定地区共死亡知青12人，其中正常死亡4人，(通常指生病而死，其实也应该算不正常死亡，下面谈到此事)意外事故4人，被杀1人，自杀3人。云南水利建设兵团，干部对青年动辄打骂、捆绑、批斗。水利四团一个营自杀事件就有6起。辑录《中国知青总纪实》〔1236页〕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70年至1972年三年间，因各种原因部分自杀的部分知青；1970年1月5日，11团3连战士焦××因对领导处理其打架不滿，自杀。1970年3月28日，16团1连战士安××因散布不滿言论挨批斗，自杀。1970年5月29日，24团1连战士鲁××因悲观失望，自杀。1970年7月6日，13团6连战士扬××因未评上“五好战士”，自杀。1970年12月28日，13团造纸厂战士赵××因“破坏生产”被关押，自杀。1971年6月15日，3团7连女战士张××被辱后受到讽刺挖苦，自杀。1971年7月13日，43团9连战士安××被关押毒打后，伤重不治，自杀。1971年8月14日，19团4连战士马××被怀疑偷5元钱，关押毒打，自杀。1971年8月21日，2团1连战士王×因与班长吵架受屈，自杀。1971年8月23日，14团12连战士党×因“破坏机器”，被看押，自杀。1971年9月16日，工程团2营6连战士李××因怀疑有偷摸行为，自杀。1971年10月13日，兵团司令部战士刘×因散布“不滿言论”被为留，自杀。1971年10月26日，3团6连战士董××被收入“反违法乱纪学习班”实为强制关押交待问题，自杀。1971年11月16日，化肥厂6连战士林×因盗窃问题，自杀。1971年11月21日，53团3连战士魏××被怀疑偷钱，自杀。1971年12月20日，24团1连战士王××死于步枪老火。1972年6月10日，23团6连战士马××因与男友关系破裂，自杀。1972年6月23日，43团3连战士白××因向一女战士求爱被拒绝，自杀。1972年7月17日，25团5连战士王××涉嫌偷收音机，自杀。1972年7月17日，21团工副连张××因谈恋爱未成，自杀。1972年10月11日，35团2连战士苏××与本班战士争吵后，自杀。1973年1月17日，8团10连战士崔××因本班丢失毛线，被怀疑逼供，自杀。2015年5月《黑龙江建设兵团知青网》《亡故北大荒链接》摘录出部分知青自杀的名单；吴陕京，女，北京，9团，1975自杀；邢桂香，女，哈尔滨，12团，1968年，自杀；薛大梁，男，上海，12团，1972年，自杀；张贵英，男，哈尔滨，12团，2003年，自杀；吴铁雄，男，浙江，18团，1972年4月，自杀；刘胜春，男，哈尔滨，22团1972年，蒙冤自缢；贾润环，女，哈尔滨

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一个时代该干的事。然而，几十年前，跳“忠字舞”的那代人，到了21世纪，却仍然喜欢在广场、公园等场所，想跳舞就跳起舞来。不管是否扰民，也不在乎跳的是否好看。所以，这一代人也只能就这样了，真的没什么更高尚的贡献了。一场给民族和国家带来巨大灾难的运动，现在怀念的人居然还有很多，这不得不让人反思。长期以来，即便一个村支书、生产队长，也拥有对全村所有村民无可争辩的绝对管辖权。得罪了生产队长，就等于得罪了整个世界，因为你不可能在没有介绍信的情况下另谋生路。一个没有身份、没有档案、没有介绍信的人，几乎就等同于一个绝望的逃犯。也就是说，你甚至连背井离乡、风餐露宿的最后一点权利都已经被剥夺殆尽，这才是对立于苍茫天地间一个个生灵最最残忍的终极锁定。曹景行先生有个建议不错：可以搞个“文革”体验基地，让“文革”支持者优先体验。老的关牛棚，小的上山下乡，轮流批斗，每星期武斗一场。发粮票、油票、肉票、布票、肥皂票，只许看毛选、样板戏、唱红歌，绝对不许上网、玩手机。起码半年，不够再延长。

今天，看到朋友发来这张图时，我忽然感到有点悲哀。我之所以感到悲哀，是因为大学时，我们的校长，我们的老师，从未这么跟我们说过。

导读：CPTPP不仅有经济门槛，还有政治、文化、人权等门槛，群规有2300多项。如果中国全部符合标准，无异于第二次改革开放。1什么是CPTPP呢？要说清楚CPTPP，就要先说TPP。这哥俩有密不可分的连带关系，其实这就是俩个群而已。2015年10月，由美国、日本及加拿大等12个国家共同组建的一个群叫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群，简称TPP，旨在让大家一起玩的开心，不过大家都得遵守组织的约定，要讲诚信，不许耍赖才行。这一自贸协定被认为是奥巴马执政期间的重要成果之一。2017年1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觉得自己在群里吃亏太多，所以就退了群。所谓的自由贸易协定，就是对进出口商品实行关税减免和零关税政策。跟进协定CPTPP对98%的商品都是零关税。我们中国其实也和东盟国家搞了一个自由贸易协定RCEP，成员国总共15个，和CPTPP相比，RCEP对90%商品实施零关税，低于CPTPP的98%。2017年11月11日，日本经济大臣茂木敏充跑到越南，将剩下的11国招呼到一起，改了群名叫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群，（CPTPP，Comprehensive

致敬坚守良知的王圣强导演*

导读：CPTPP不仅有经济门槛，还有政治、文化、人权等门槛，群规有2300多项。如果中国全部符合标准，无异于第二次改革开放。1什么是CPTPP呢？要说清楚CPTPP，就要先说TPP。这哥俩有密不可分的连带关系，其实这就是俩个群而已。2015年10月，由美国、日本及加拿大等12个国家共同组建的一个群叫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群，简称TPP，旨在让大家一起玩的开心，不过大家都得遵守组织的约定，要讲诚信，不许耍赖才行。这一自贸协定被认为是奥巴马执政期间的重要成果之一。2017年1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觉得自己在群里吃亏太多，所以就退了群。所谓的自由贸易协定，就是对进出口商品实行关税减免和零关税政策。跟进协定CPTPP对98%的商品都是零关税。我们中国其实也和东盟国家搞了一个自由贸易协定RCEP，成员国总共15个，和CPTPP相比，RCEP对90%商品实施零关税，低于CPTPP的98%。2017年11月11日，日本经济大臣茂木敏充跑到越南，将剩下的11国招呼到一起，改了群名叫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群，（CPTPP，Comprehensive

特朗普赢了。而且是大胜。几乎席卷所有摇摆州。为什么会是特朗普？其实我对特朗普并没有特别的感觉，看好他，主要还是从学术角度出发。这一战，必胜。原因一，你站在美国选民，尤其是摇摆州选民的立场看

周其仁，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1991年秋就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后获其经济学博士学位。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本文来自2015年华夏基石十月管理高峰论坛上的演讲。如何来理解这个“高位下行”。如果你不理解“高位下行”就不能很好地对付它，那样就会更难受。“高位”是怎么来的？这样一个大国，经济增长10%以上、11%以上、12%以上，反正战后没有看到这样的数。这是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努力呢？首先当然是这一点，包括在座的各位。然而，这也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努力。中国人一直很努力，包括在改革开放前，有了劳动积极性，却没有充分发挥。但是，为什么过去没有这么好的经济成长的成绩呢？这种“高位增长”有一个很大的坑，这是一个巨大的、全球化的势能的释放。所以，这不完全是由于中国人自己的努力，而是中国人努力放在全球舞台上的评价所带来的。我们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不做这种评价，关门、封闭、冷战，关门、底子薄，就导致了长期贫困。我们现在才理解，开放对于中国多么的重要。一个农民收入低，一个工人的收入也低，实际上就是成本低。关起门来却成本低，白白低了一回，关门就只是中国公司自己之间的竞争。而开放后，就成了全球评价，中国人、中国产品、中国工人、中国的工程师、中国的管理者、中国的企业，都在全球舞台上评价，这一评价释放了一个巨大的势能。这是为什么呢？冷战以后，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个海平面。战后以工业化最发达的7个国家为代表，他们都不关门，互相投资、互相贸易。所以，在中国加入全球化之前，国际贸易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国际投资主要也是发达国家之间的投资，他们打成一片。紧接着，战后的技术革命、和平环境，让这些国家升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而我们关起门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都没错，错的是搞阶级斗争。人家没有搞这一套的，就上去了，其参照性就变了。什么叫工人、蓝领？他们一年收入应该是多少？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我们的工人，多少年来都一个月50块人民币。虽然全世界的工人、蓝领在名义上都是相同的，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开门我们才发现，同样是蓝领工人，同样是干活的，有人竟收入这么高。我们看过很多发达国家的公司，人家就生在发达国家，就是念完书以后到公司上班、买房买车，他们生产一个产品就是这个价格，这个价格里就含着工人收入，含着资本的回报。这完全是两个海平面，冷战造成的这两个海平面相差多少？拿中国的参数来看，他们人均收入是我们的100倍。1980年我们说要在2000年翻两翻，达到人均800美元，没翻之前是200美元，一翻400美元，两翻就800美元。在我们人均200美元的时候，美国是多少呢？美国是人均13500美元，这样算虽然不到一百倍，但是别忘了还有收入分配。我们是穷国，要搞知识积累，所以我们落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口袋里的钱，要比美国收入分配落到个人口袋里的钱要少很多。我们要挤出钱来勒紧裤腰带搞国家积累、搞两弹一星。所以，在个人收入方面，不要说农民对于农民，就是制造业工人对于工人跟人家都差80倍到100倍。1979年修建广州白天鹅宾馆，是由于改革开放引外资进来，不能请对方住招待所，一定要有标准的hotel。宾馆里所有的硬件，甚至连水龙头都是进口的，厨师也是从香港请的。一个香港厨师来工作，工资相当于100多位中国员工薪水的总和。相差一百倍的工资也得付，人家不来，我们就只能继续穷下去。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秩序。邓小平的开放起了什么作用？他把两个海平面之间打了一个通道，当海平面不一样中间不通，势能就不能释放出来，而一打通通道，实现对流，资本技术哗哗地就到中国来了。为什么资本会进来呢？这是边际生产力率的变化。同样的资本，跟美国年薪几万美元的工人结合，或是到中国来，报酬哪一个高？这就是外资逐渐地进入中国的一个基本经济道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环境要改善，观念要改变，法律要修正，“批资本主义”要去掉。当时，我们这个地方只想来一点外资，跟我们劳动力结合；来一点技术，改变我们的落后，让中国发展快一点。谁也没有想到，中国会有这么大的产出可以出口。1980年，中国这么一个出口额99亿美元的出口大国，出口产品主要以资源性产品为主，包括大庆油田开发的石油，当时石油在国内没有什么需求，像是抓一个大龙虾出口，中国人舍不得自己吃，而是用外汇来买设备。这个是当年中国跟国际的来往方式。外资、技术、商业模式、想法等一进来，再跟中国的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一结合，是会有这么多的东西的。上海洋山港现在是第一大港，我曾去访问过，那个老总九十年代到鹿特丹学习的时候，简直就是吴下阿蒙，什么都看不懂。看到国外这么发达的港机，他跟我讲，他当时就在想什么时候中国的上海港也能有一台；现在你去洋山港看看，一两百台排成一条线，单位速度第一，总量世界第一，超过新加坡港。那用来运什么东西呢？“Made

致敬坚守良知的王圣强导演*

发声越来越难，我把文章最低打赏金额设置成了一元钱，感恩与感谢默默关注我一年文章的读者朋友，发声不易，一元也是鼓励。因为灵魂相近，所以才有共鸣，即使风沙漫天，感恩一路同行。哪怕面对的是千军万马，我们不退！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心，守一寸有守一寸的价值。做号不易，打赏随意抱团取暖，共度时艰顺手放入朋友圈，没准您的朋友就需要！▶▶

致敬坚守良知的王圣强导演*

级博士生遭遇交通事故，导致左膝盖粉碎性骨折并韧带断裂。由于该学生腿部“受到重创，行动不便，且语言不通，生活极为困难”，为帮助其渡过难关，招募学生陪护志愿者

致敬坚守良知的王圣强导演*

作者：许小年这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最大“冤假错案”。从秦始皇到清宣统，明明两千年的专制王朝，硬被张冠李戴地定性为封建社会，致使天下以讹传讹，谬误流行至今。适时纠正这一错误，准确判断这两千年的性质，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何以长期停滞不前，而且可以为研究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提供一个新的思路。何谓封建？由《大英百科全书》可知，封建主义（Feudalism）一词最早出现在17世纪，用于描述中世纪的西欧社会。在各种著作和研究中，这个词的含义不尽相同，最宽泛的定义涵盖了西欧中世纪全部的经济、法律、政治和社会关系，而最狭义的用法仅指具有贵族身份的封君（Lords）和封臣（Vassals)之间的契约关系。定义无论宽窄，封君和封臣的契约关系为封建社会所特有，画龙点睛地道出了封建社会的实质。封君赐予封臣一份领地或采邑，为封臣提供保护；作为交换，封臣宣誓对领主的忠诚，以及承诺进贡、劳役和兵役等义务。封臣在自己的领地上享有较为完整的治理权或统治权，主要包括司法、财政和军权。土地与治理权是否结合在一起，封臣是否拥有治理权，这是区分封建社会与其他社会形态的关键。在中文文献中，“封建”一词经常被简化地拆解为封土建国或封爵建藩，建国或建藩准确地说明了封建社会的实质——政权的逐级承包。西欧历史上大致有国王-诸侯-骑士的三级承包，日本为幕府-大名-武士，而中国的西周则是周天子-诸侯-大夫三个等级。下级封臣均拥有治理权，诸侯、大夫等封臣不仅形同而且基本上就是自己领地上的国王。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废封建，立郡县”，由皇帝直接派出郡守，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网系，统治幅员辽阔的大帝国。虽然郡守、县令在辖区内拥有巨大的权力，他们却与昔日之诸侯不可同日而语，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权力的来源，以及由来源决定的权力性质。官员经皇帝授权进行统治，而诸侯则以承担义务换取治理权，前者为上下级的单向命令关系，而后者为双向的契约关系。封建社会中的国王得到封臣的忠诚和义务承诺的同时，必须尊重和保护封臣的权力，如果国王破坏契约，侵犯封臣的权力，封臣可以用包括军事在内的各种手段反抗。专制主义的皇帝则待官员如奴隶，所谓“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官员不但没有自主的治理权，甚至丧失了生命的权利。简言之，官员的权力是皇帝给的，封臣的权力来自契约保障的权利。至于历代皇朝所封的王、侯，除了少数几个朝代的初期如西汉、西晋和明朝，大多数仅有爵位和收入，而无实际的地方治理权，与封臣享有的权力相比，不啻天壤之别，史家称为虚封而非实封，虚就虚在只封爵而不建国。汉高祖刘邦实封同姓九国，结果吴王刘濞造反，汉景帝平乱撤藩，此后所封诸王又回复到虚位上。如此只封不建，岂可称为封建社会？从秦到清的两千年间，中国政体的主要形态是中央集权的皇朝专制，经济上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为主体，与西欧封建社会的采邑或庄园经济又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庄园中耕作的农民只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农民接受庄园主的保护，对庄园主承担忠诚、劳役等义务，一如封臣之对于封君。中国的自耕农则拥有土地和人身自由，不必依附别人，除了向国家纳税（包括徭役），再无其他义务。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学术界早已有共识，现举数例如下，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冯天瑜教授所著

当我们讨论经济发展、人民收入时，“人均收入”这个概念经常被提起。可每次听到“人均”，很多老百姓心里都有些不爽：“咋就人均那么高？我工资明明还没过万呢！”这让不少人质疑，人均收入究竟是不是一种“耍流氓”的统计方式？而我们不禁会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给穷人发钱，向富人征税？这是否能让更多人真正感受到经济发展的红利？在人均收入的统计数据中，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均衡常常被隐藏。富人手握巨额财富，穷人则在温饱线上挣扎，而统计上的“人均收入”往往掩盖了这个现实。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如一条村里有10个人，村长月入10万元，而其他9个人每月收入3000元。那么这个村的人均收入是多少呢？按数据算下来，每人月收入是1.27万元！这显然不能反映出9个人的实际生活水平。网友“阿华”抱怨道：“每次听到人均多少多少，心里都跟被扎了一样。我每个月挣的那点钱，连个好点的手机都不敢买。你说我人均过万？开玩笑吧？”这种情况反映了“人均收入”这个概念的局限性。人均数据只是一种简单的平均值，无法揭示财富在社会中的真实分配状况，尤其忽略了贫富差距的问题。当我们看到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时，会发现他们在应对贫富差距方面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做法。比如，在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政府往往通过高税收政策向富人征税，将征收来的资金用于补贴穷人，以此减少财富不均带来的社会问题。网友“小赵”在留学美国期间，亲身感受到了这点：“在美国，只要你收入不高，政府就会提供食物券、住房补贴等各种帮助，穷人拿补贴是常事。反而是那些富人，缴税特别多，日子过得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潇洒。”西方国家这种“富人交税、穷人领钱”的模式，虽然不完美，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富差距。穷人在生活上有了保障，社会稳定得以维持。而在我们国家，虽然也有针对贫困家庭的补贴政策，但力度显然远远不够。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不直接效仿西方国家的模式，向富人征更多的税，给穷人发更多的钱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尤其是在收入分配和税收政策上，仍存在一些问题。富人的财富累积速度远远快于普通劳动者，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衡越来越明显。但在税收上，国家对富人的高额财富并没有进行足够严格的征税，反而是普通人承受了更多的税收负担。网友“老王”质疑道：“凭啥我挣5000块，还得交五险一金，连点税都得交。富人随便买几套房，倒是能避开好多税。这不公平啊！”这种现象反映了当前我们在税收和财富分配上的不足。虽然我们也在逐步进行改革，但与西方国家相比，力度显然不够。这也导致了很多老百姓对“人均收入”的不满和对公平分配的期待。对于如何解决贫富差距，很多专家提出了不同的方案。有些人主张要像西方那样，对富人实行更高的累进税制，将这部分税收用于补贴穷人。还有人认为，应该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监管，防止富人通过避税等手段逃避社会责任。网友“晓梅”表示支持：“富人多交点税，对他们的生活影响也不大。关键是穷人生活得实在太难了，国家是不是该多关心一下这些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人？”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质疑：如果直接给穷人发钱，会不会让他们丧失工作的动力？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能帮助贫困人群渡过难关，又能避免福利依赖的情况出现。总的来看，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光靠“人均收入”的数字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加精准的政策，让财富分配更加公平透明。在学习西方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更加注重对富人的征税力度，加大对底层劳动者的保障。同时，也需要建立更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确保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更多普通老百姓。网友“老张”感叹：“经济发展是好事，但我们这些普通人也得有点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才行啊！希望未来能看到国家更多的政策支持。”谈人均收入容易让人产生错觉，而如何让财富更加公平分配，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我们可以从西方国家的做法中学到经验，但更重要的是，制定符合国情的政策，确保每个人都能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发声越来越难，我把文章最低打赏金额设置成了一元钱，感恩与感谢默默关注我一年文章的读者朋友，发声不易，一元也是鼓励。因为灵魂相近，所以才有共鸣，即使风沙漫天，感恩一路同行。哪怕面对的是千军万马，我们不退！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心，守一寸有守一寸的价值。做号不易，打赏随意抱团取暖，共度时艰顺手放入朋友圈，没准您的朋友就需要！▶▶

自1922年到1991年，苏联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整整七十年。这七十年里，干部集团的腐败，始终如附骨之疽。苏联七十年腐败史，对后世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01列宁时代：防范干部特权，但特权已经泛滥一般说来，政权初建，气象一新，必有一段励精图治，腐败现象会相对较轻。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早在列宁时代，苏联（俄）的腐败问题就已相当严重。1.

致敬坚守良知的王圣强导演*

台湾面积，只有3.6万平方公里，大致相当海南加上海。台湾人口，只有2300万，约等于一个上海市的人口。但以下三组数字，令全世界都对台湾高看一眼。第一组数字：电子产业，份额占全球75%的市场，合20000亿美元。第二组数字：台积电，控制全世界60%的半导体芯片及最高端芯片。第三组数字：台湾的精密仪器、机床产品出口额排世界第三，仅次于日本、德国。第四组数字：太阳能发电产量世界第二。全球20家光伏企业当中，台湾地区就占7家。台湾风力发电独领风骚，5MW级风力发电机，世界首屈一指。第五组数字：台湾人民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是全球之首。台湾大学密度全球排前三，2300万人口竟然有156所大学。台湾人大学入学率高达97%，大学教育完全普及，而且做到贫困生完全免费。第六组数字：全民免费医疗。台湾医疗水平十分发达，全球前300个大医院中就有15家，仅次于美、德国。台湾人从出生到坟墓，连护工工资、住院吃饭，统统免费。第七组数字：养老待遇公平，即使是囚犯，其养老金与退休的各级政府领导人一样多。农民与所谓的“总统”享受“农民津贴”与“总统津贴”。第八组数字：全民福利：台湾每年年终，把财政结余数按人头发红包发给每位居民。2023年每人发压岁钱6000新台币。第九组数字：全世界最多的国家对持有台湾省护照的人，入境一律免签，超越美国，居全世界第一。素材来源官方媒体/网络新闻发声越来越难，我把文章最低打赏金额设置成了一元钱，感恩与感谢默默关注我一年文章的读者朋友，发声不易，一元也是鼓励。因为灵魂相近，所以才有共鸣，即使风沙漫天，感恩一路同行。哪怕面对的是千军万马，我们不退！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心，守一寸有守一寸的价值。做号不易，打赏随意抱团取暖，共度时艰顺手放入朋友圈，没准您的朋友就需要！▶▶

1在体制内，有这样一种现象：一般人很少发朋友圈，领导更是几乎不发。即使发，也是发一些官方已经证实的新闻，很少分享自己的生活。这几乎已经成为一条“不成文的纪律”了。级别越高的人，发朋友圈越少。男的，比女的发得少。即使发的话，男的晒运动的居多，女的晒娃的居多。发朋友圈频繁的，可能会被上司和同事认为幼稚、不成熟、不讲政治。一般在体制内上班的人往往要遵守很多规章制度，动不动就踩到红线，再加之机关单位人多嘴杂，人事关系非常复杂（俗称“水很深”），所以很多人学会了沉默寡言。长期以往，沉稳和偏向中庸的氛围就逐渐形成了。都说“祸从口出”，谁知道自己说的什么话会被别人截图留证，将来成为攻击自己的罪证呢？有时候，你随便发一句牢骚，也有可能被“好事者”拿来大作文章。早些时候，我在网上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单位招录了一个本事不小但性格很耿直的“假小子”（无贬义）。她入职一年后，被上级机关借调了过去。借调期间的日子，肯定是不大好过的。原单位的人，觉得她“高升”了，嫉妒她。借调单位的人，则把她当“下级”和“借调人员”看，让她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借调期间，她也跟自己单位的同事抱怨：借调的日子，就是寄人篱下，不好过，想早点回去。某日，她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个牢骚，配了一张小孩竖中指的图，然后配了几个文字：“此刻心情如下图。”本来嘛，这只是一条普通的朋友圈。某天下班后，遇上大雨，她站在路边等车，被一辆快速通过的车溅了一身水，几乎是从头湿到脚。那一刻，她就是想对那个车主竖中指。她气不过，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接着就该干嘛干嘛去了。结果呢，事情的发展出人意料。很快，借调她的上级单位有一茬人开始讨论她那条朋友圈是啥意思，纷纷揣测她到底是在骂谁。她发朋友圈的时间是某天下班后，而当天因为工作上一点小错漏，她被上司批评了一顿。克莱因瓶是一个不可定向的二维紧流形，而球面或轮胎面是可

现实世界的荒诞会在短时间内多次重复。当我再次复述这些新闻时，只觉得不可思议。01四川某个管理委员会的社会事务局发了一个通知，说要调整高龄老人的津贴。高龄老人的津贴不是很高，80-89岁一个月30块钱，90-99岁一个月100块钱，可到了100-105岁，一下子就变成了1500元，110岁以上更是直接来到了3500元。看到这个新闻时，我是不愿意相信的，毕竟太过于离谱了，可偏偏，媒体的报道又证实了事情的真实性。一时之间不知道从哪开始说起，只能说既不想花钱，又想要面子上好看，这个所谓的社会事务局真是会“办事”的。知道100岁以下的老人比较多，索性少给点钱，不能说是少给，准确来说连蚊子肉都不如，一个月一百块钱都不到，让老人们喝西北风吗？知道100岁以上老人很少，于是一下子又把补贴提高到了数千元。想要钱吗？你就努力活吧！踮起脚尖来，跳一跳，希望就在眼前，老人们，加油哦！百岁老人你一定不要倒下哦，你倒下了可不能怪我哦！不是我不想给你，是你没有活到标准年龄哦！都怪你自己哦，都怪你都怪你！要我说，这个社会事务局还是保守了，按照这个逻辑完全可以大胆一点，比如150岁以上老人每个月给5万元，200岁以上老人每个月给10万元，以此类推。反正已经不要脸了，索性直接不要脸到底吧！02说到不要脸，不得不提河南商报的这个报道。报道说郑州的一位女士生了二孩，按照当地9月1号发布的新规，二孩家庭可以领取5000元补贴。5000元看着是不多，但蚊子肉也是肉啊，这位女士就兴高采烈去领补贴，结果跑遍了当地各个部门就是领不到这笔钱。按照当地卫健委的说法，他们只是制定了补贴新规，但还没想好资金从哪来...好家伙，骗人把孩子生了，然后再说没钱，这和无赖有什么区别？关键是无赖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名声，名声坏了就坏了，可他们身为公职部门，就这样明目张胆耍无赖败坏公信力，是不是有点太厚颜无耻了？就跟某些商家搞活动一样，等你去领取奖品时，人家就是不兑现。专业的事他们干得很扯淡，扯淡的事他们做得很专业。03昨天看到一个新闻，说实话，看到这个新闻的那一刻我觉得挺不可思议的。新闻说的是湖南官渡镇的城管跑到群众家里，强行推走了群众的电动车，推车过程中受到周围群众的阻拦，于是又和群众发生了争执。这个新闻发生后，网友炸锅了，都说城管有什么权力跑到群众家里去执法的。对此我倒毫不意外，毕竟前几天四川某地已经给我们做出了示范：不叠被子、家里杂乱、蹲地上吃饭都要罚款。说回湖南这个事，后来记者采访了当地的城管大队，对方给出的回复是：当天城管和派出所联合执法，当事人骑电动车出门没戴头盔，见到执法人员后掉头把车骑回家了。这个回复好，好就好在一切看似都是那么合理，一切看似都是“为你好”，一切看似都是有法可依。可回到现实，我们会发现没有一点是正常的。首先，骑电动车没戴头盔，管理权应该是在交通警察。城管协助派出所，这两者好像都没有执法权，和城管以及派出所有什么关系？就算是协助工作，请问有没有文字证据？派出所就群众没戴头盔这个事去管，又是谁赋予派出所的权力？不管怎么看，都是越权行事！城管什么时候可以代替交警执法了？什么又叫联合执法？意思是你想和谁联合就和谁联合？手是不是太长了？是不是太肆无忌惮了？如果这样，那城管再和交管、农管、环保等联合执法，那岂不是可以管天管地管空气了？所以，这算不算擅闯民宅？是算偷窃还是算抢劫？退一万步说，你完全可以对他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不过是没戴头盔罢了，该怎么罚就怎么罚，直接到人家家里没收电动车算怎么回事？没戴头盔代价这么大的吗？城管

作者：张维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来源：摘编自《市场的逻辑（第三版）》，西北大学出版社提要如果社会不注意制度建设，不尊重人权、财产制度，仅仅靠说教，最后恰恰是人人都变得虚伪。中国教育的最大失败在哪里？不是抑制了青年人的创造性，消灭了他们的好奇心，最大的失败是使人变得虚伪，说假话不再脸红！01市场的逻辑和强盗的逻辑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幸福，都不断追求更好的生活。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归纳一下，大概有两种：第一，通过让别人不幸福而使自己幸福，即用伤害别人的方式为自己获取好处，我称之为“强盗的逻辑”；第二，通过让别人幸福使自己变得幸福，我称之为“市场的逻辑”。仔细想一下，市场的逻辑其实也是宗教的逻辑，所有宗教都教育人要积德行善，也就是通过利他而实现自己的幸福。宗教的逻辑和市场的逻辑最大的不同是，宗教的逻辑是通过改变人的心来达到善的行为，市场的逻辑不想改变人的心，而是想规范人的行（行为），即以利人之行实现利己之心！我上次去山西榆次，看到县古衙门有一副对联，大概是这样的：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原迹贫门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什么意思呢？善以心论，恶以行断。一个人是否是孝子，不能看这人给了父母多少钱、盖什么房子、买什么车，如果这样，穷孩子就没办法当孝子了。但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恶人，不能看有没有恶的心，而要看有没有恶的行。道德伦理规范的是行为，而不是心！这就是宗教的逻辑和市场的逻辑的基本差别。市场不求改变人的心，只求改变人的行为，市场就是你必须通过满足别人的需要来实现你自利的动机。从这个角度讲，市场本身是最讲伦理的，它使得你不能伤害别人，你致富也好，地位提升也罢，一定得建立在给他人创造幸福、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基础上。这是我理解的市场的逻辑。与市场的逻辑真正对立的是强盗的逻辑。强盗的逻辑随处可见。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强盗行为的出发点可能非常善，当初搞计划经济就是这样。当然，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这两种逻辑是共存的，有些人赚了钱不是因为给别人带来了幸福，而是因为给别人带来不幸，但这本身不是市场的逻辑。从长远看，在市场中一个人能持久致富，一定是靠诚实守信，而不是靠坑蒙拐骗，如司马迁所言，“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史记·货殖列传》）。但是，正如我们对好多问题都有理解上的偏差，我们对市场也存有误解。对市场的偏见可能与感情色彩有关。简单地说，市场给每个人发财致富的机会，只要你为别人创造价值。健康的市场中谁赚钱最多？就是提供服务人数最多的人。一个保姆，只能服务一个人或一家人，挣不了多少钱，但是生产iPad或iPhone，就可以服务几千万人、几亿人，赚的钱就多得多。市场就是按照你给多少人带来幸福回报你。给别人带来的幸福越多，赚的钱就越多；带给别人的幸福越少，赚的钱就越少。这就是市场的逻辑。有时，同样情况下，别人赚钱了，你没赚钱，你会不满，这跟人性的一个特点有关：我们往往把成功归于自己的聪明才智，而失败了总怨恨别人；我们常把自己看得比本来高尚，把别人看得比本来卑鄙。赚不到大钱的人，往往有这样一种心理：不是我没本事，而是我道德水平太高，不愿骗人。那些人为什么能赚大钱？心黑。这是自我安慰。现实生活中，批评别人道德水平差的人，相当一部分道德水平最差。要求别人大公无私的人，可能最贪婪，他们喜欢占领道德制高点，忽悠别人以谋取私利。他说别人太贪，往往是嫌对方要价过高，希望能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入；而从对方的角度看，也觉得另一方想占便宜，花这么点钱就想买我这么值钱的东西。如果仅仅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可能会做出和事实相悖的评价。关于市场和伦理的关系，从古到今还是有好多误解，有必要澄清。大家都同意，通过给别人带来幸福从而使自己变得幸福，最符合伦理。但我的观点是，仅仅靠说服人，没用，还得靠制度。这个制度就是自由市场，就是自由竞争！微观层面上，每个人做事都是有目的的，每个人都有一双看得见的手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宏观层面上，市场是双看不见的手，这双看不见手监督看得见的手一定不能偷偷干坏事。看不见的手一定是帮助别人的手，而不是伤害别人的手。如果在宏观层面还有其他看得见的手，这时候市场就可能无能为力，你的看得见的手就会伤害别人，而不是给别人带来幸福。02道德只能在市场中实现市场是从行为上考虑问题，“原迹不原心”。亚当·斯密原话的意思是，在竞争的市场上，一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并不是什么坏事，并不是恶的行为，相反，他这样做的时候给社会带来的好处比他直接去追求社会利益时还要大，还要好。这就是亚当·斯密的伟大之处，他看到常人看不到的，现实中也确确实实如此。再看看计划经济的后果，很难说它初始的目的有多不好，但带来的却是灾难。而那些卖瓜子的人，出发点不过是自己赚钱，但他必须做出别人喜欢吃的瓜子才能赚到钱。其实，亚当·斯密的基本思想2000年前司马迁就提出了。他说人们追求快乐幸福你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你说服也没用。“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就是要顺其自然，不需要政府搞出那么多的规划，那么多的产业政策，征集动员大家干这干那（延伸阅读

来源：中国财政杂志社1997年7月28日，天津一中高三学生安金鹏在阿根廷举行的第三十八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喜获金牌。这位朴素的农村小伙几乎是一字一泪地为我们讲述了他的母亲哺育他成长的故事：不能让“穷”字耽误了娃的前程1997年9月5日，是我离家去北京大学数学研究院报到的日子。炊烟一大早就在我家那幢破旧的农房上升腾，母亲在为我擀面，这面粉是母亲用5个鸡蛋向邻居换来的。端着碗，我哭了。我撂下筷子跪到地上，眼泪一滴滴地滚落……我的家在天津武清县大友垡村，我有一个天下最好的母亲，她今年47岁，名叫李艳霞。我家太穷了。我生下来的时候，奶奶便病倒在炕头上了。4岁那年，爷爷又患了支气管哮喘和半身不遂，家里欠的债一年比一年多。7岁那年，我上学了。我的学费是妈妈找人借的。可我发现，自从我上学以后，妈妈反而不爱坐在我身边看我念书了。时间长了，我便明白了：我越是懂事，她便越是伤心，于是她就再不看我用捆着小棍的铅笔头做作业了。不过妈妈也有高兴的时候，学校里不论大考小考，我总能名列前茅，数学总是满分。在妈妈的鼓励下，我越学越快乐，我真的不知道天下还有什么比读书更快乐的事。1994年6月，我被著名的天津一中破格录取，我欣喜若狂地跑回家，可我没想到，当我把喜讯告诉家人时，他们的脸上竟会堆满愁云。晚上，我听到屋外有争吵声。原来是妈妈想把家里的那只刚怀上驹的毛驴卖掉，好让我上学，爸爸坚决不同意。他们的话让病重的爷爷听见，爷爷一急竟永远地离开了人世。安葬完爷爷，家里又多了几千元的债。我再不提念书的事了，我把录取通知书叠好塞进枕套里，开始每天帮妈妈下地干活。过了两天，我和父亲同时发现，小毛驴不见了！爸爸铁青着脸责问妈妈：“你把毛驴卖了？以后盘庄稼、卖粮食你去用手推、用肩扛啊？你卖毛驴的那几百块钱能供金鹏念一学期还是两个学期……”那天，妈妈哭了！她用很凶很凶的声音吼爸爸：“娃儿要念书有什么错？金鹏考上市一中在咱武清县是独一份呀，咱不能让穷字把娃的前程耽误了！我就是用手推，用肩扛也要让他念书去……”上市一中后的那年秋天我回家拿冬衣，发现原来80公斤重的爸爸脸色蜡黄，瘦得皮包骨头地躺在炕上。爸爸得了肠息肉，医生让他尽快动手术。妈妈准备再去借钱，可爸爸死活不答应，他说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只借不还谁还愿意再借给咱呀！那天，邻居还告诉我，我的母亲是用一种原始而悲壮的方式完成收割的。她没有足够的力气把麦子挑到场院去脱粒，也无钱雇人使用脱粒机，她是熟一块割一块，然后用手板车拉回家，晚上再在我家院里铺一块塑料布，然后用双手抓一大把麦秆在一块大石头上摔打脱粒……３亩地的麦子，靠她一个人割打，她累得站不住了就跪着割，膝盖磨出了血……我不等邻居说完，便飞跑回家，大哭道：“妈，我不念了……”妈知道你是最能吃苦的孩子妈妈最终把我赶回了学校，爸爸的手术也到底借钱做了，只是家里的债务顶了天———整整2.5万元！然而，我的妈妈居然仍有办法让我安心把书念下去。妈妈为了不让我饿肚子，每个月都要步行10多里路去批发10公斤方便面渣给我送到学校。每个月底，妈妈总是扛着一个鼓鼓的面袋子，步行10里路到大沙河乡车站乘公汽来天津看我。而袋里除了方便面渣，还有妈妈从6里外的安平镇一家印刷厂要来的废纸———那是给我做演算的草稿纸；还有一大瓶黄豆辣酱和咸芥菜丝……我是天津一中唯一在食堂连素菜也吃不起的学生，我只能顿顿买两个馒头。可我从来没有自卑过，我总觉得我妈妈是一个向苦难、向厄运抗争的英雄，做她的儿子我无上荣光！我刚进天津一中的时候，第一堂英语课就把我听懵了！老师流利的口语和同学们熟练的配合让我感到差距太大了，那完全不是我在乡村中学里听到的英语。母亲来给我送钱的时候，我给她讲了怕英语跟不上的忧虑，谁知她竟一脸笑容地回答我：“妈只知道你是个最能吃苦的孩子，妈不爱听你说难，因为一吃苦便不难了！”我记住了妈妈的话。我有点口吃，有人告诉我，学好英语，首先就要让舌头听自己的话。于是我便捡一枚石子含在嘴里，然后开始拼命地背英语课文。舌头跟石子磨呀磨，有时血水就顺着嘴角流淌下来了。半年过去了，小石子磨圆了，我的英语成绩期末进入了全班前三名。1995年初，我报名参加了天津一中奥林匹克学校的预备班，选修物理和数学。一年后，我第一次参加全国奥林匹克知识竞赛天津赛区的比赛，就获得了物理一等奖和数学二等奖，我将代表天津去杭州参加全国物理奥赛。拿一个全国一等奖送给妈妈，然后代表中国去参加世界物理奥赛去！谁知，成绩公布后我的愿望落空了！我仅得了二等奖，尽管这已是天津市参赛队员中的最好成绩，可要报答我那含辛茹苦的母亲，这成绩太轻太轻了啊！

我有一个在公园认识的聊友，姓蒋，大家都称呼他老蒋，七十岁，衣着得体，谈吐儒雅，知识渊博，口才超群，每天都是那块地儿的主角。相比那些被人滚雪球滚进圈子的人，他是一个独具领袖气质的人。他打开话匣子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说出的每一段话都能说出其出处，什么司马不北、郭松不君、艾跃不退，这群人说出的话他都能如数家珍。既然是聊天的朋友，观点相同就多说几句，观点不同就少说几句。我每天都去公园散步，每次走累了都会在一个爬满紫槐和凌霄花的亭子下面歇一会儿，每次都有一群退休老头在这里聊天。他们聊的永恒主题是，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宣传队进驻科研单位、文艺单位领导科学家、艺术家多么神气。而且，那时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教育，改造思想，都彻底改造了世界观，去掉了资产阶级思想。而现在不但没有工人宣传队了，贫下中农也不管理学校了，选拔干部也都从知识分子中选拔，很难保持无产阶级本色。所有人的智商都能听明白，他们是为文化大革命大唱赞歌。那时候是老粗管老细，科研单位和文艺团体进驻工人宣传队，领导攻关项目和排演节目，农村确实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城市里的学校都是工宣队说了算。我记得当初敲锣打鼓接回来的最新指示是：“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由于到公园散步只是为了愉悦心情，所以遇到这样的奇谈怪论我也尽量不接话。有一天老蒋对十年浩劫中的高校招生制度大唱赞歌，说现在的学生靠分数录取不等于择优录取，那时的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才能保证培养出来的学生又红又专。我对这样的歪理邪说实在忍受不住了，忍不住问了他一句：你什么学历？他说是本科。我说：你家几个大学生？他说就他一个，全村就他一个大学生。我说：你有兄弟姐妹吗？他说有一个弟弟，上中学错过了贫下中农推荐的政策，改成凭分录取，高考落榜了，现在老了还是农民。我说：你父亲是公社干部吧？他说是大队书记。这下我明白了，什么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如果不是他父亲在大队当书记，全村唯一的大学生他想也不敢想。他的弟弟错过了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高校招生政策改成了择优录取，就名落孙山了。他当然怀念文化大革命的日子，他当然不喜欢高校招生择优录取使他弟弟落榜。以前我总是百思不得其解：十年浩劫中全国那么乱，国民经济受到那么严重的破坏，导致人民群众生活那么困难，为什么还会有人对此情有独钟呢？难道今天实现了全民奔小康，家家户户都丰衣足食的日子不好吗？难道他们拿着不菲的退休金、住着宽敞的私家房、开着自己的小轿车、随时有钱到祖国的名山大川去旅游的日子不好吗？为什么非要怀念贫穷落后而且动乱的年代？听到老蒋的闲聊，我茅塞顿开了。他们声嘶力竭的为十年浩劫扬幡招魂，是忘不了自己享受过的特权，现在的生活再好，是大家都好，就象老蒋的弟弟和大家在考大学上公平竞争、择优录取一样，极大的挫伤了他们根深蒂固的优越感。此时，我问在座的几个老头，还有谁是大学生？我首先声明我是初中一年级辍学了，大学文凭是结束十年浩劫后参加了成人教育。在座的几个老头别看都天天跟着老蒋瞎嗡嗡，没有一个人是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的受益者，都是上山下乡后回城参加工作。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群丝毫没有受益十年浩劫的人，在十年浩劫受益者的长期熏陶下，竟然被高度同化了。来源：今日头条作者：崇尚希贤发声越来越难，我把文章最低打赏金额设置成了一元钱，感恩与感谢默默关注我一年文章的读者朋友，发声不易，一元也是鼓励。因为灵魂相近，所以才有共鸣，即使风沙漫天，感恩一路同行。哪怕面对的是千军万马，我们不退！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心，守一寸有守一寸的价值。做号不易，打赏随意抱团取暖，共度时艰顺手放入朋友圈，没准您的朋友就需要！▶▶

“肠子都悔青了！”上海，一70岁老人为送独子赴美深造，毅然卖掉浦东两套房产，甚至退掉中国国籍，谁料22年后昔日精英，沦为街头流浪者，靠捡垃圾度日。更令人心酸的是，他的儿子在美国安居乐业，却对父亲的困境置之不理，大爷哽咽：儿子应该也知道呀，他没想联系我！22年前，那时的上海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老张是当时令人羡慕的"成功人士"，他在浦东拥有两套房产，每月收入数万元，这在当时普通工人月薪不过百元的年代，无疑是令人艳羡的高收入群体。然而，人性中永远存在着对未知的向往。也许是被移民中介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也许是对美国梦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老张做出了一个改变自己和家人命运的重大决定——变卖所有家产，送独子赴美深造，并举家移民美国。为了这个决定，老张不仅卖掉了在浦东的两套房产，甚至毅然放弃了中国国籍。当时的他满怀憧憬，以为即将开启人生的新篇章。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语言不通、文化差异、缺乏工作经验，这些问题如同一座座大山，将老张对美好生活的幻想压得粉碎。在异国他乡，他尝尽了生活的艰辛。曾经以为还不错的英语水平，在日常交流中却频频碰壁。找工作更是一波三折，一个刚到美国的中年人没有相关工作经验，求职之路可想而知有多么坎坷。更让老张感到痛心的是，随着时间推移，他与儿子之间的代沟越来越深。儿子在美国长大，接受西方教育和文化熏陶，思维方式与老张大相径庭。两人之间的交流往往如鸡同鸭讲，难以达成共识。岁月匆匆，老张的儿子顺利毕业，找到了体面的工作，甚至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本应是令人欣慰的事，却因为文化差异和沟通障碍，父子俩的关系愈发疏远。最终，老张做出了另一个艰难的决定——独自回国。然而，当他重返阔别多年的上海，发现这座城市已经面目全非。物价飞涨，曾经几毛钱就能买到的早点，如今要十几二十块。更让老张感到无助的是，由于当年办理了退国籍手续，如今美国绿卡又已过期，他竟然成了一个"黑户"。没有身份，没有工作，更没有退休金，曾经的"成功人士"瞬间沦为社会边缘人。生活的重担压得老张喘不过气来。他曾经拥有的一切，包括社会地位、财富、亲情，都已烟消云散。如今的他只能靠着弟弟偶尔的接济度日。最令人心酸的是，他那远在美国的儿子，似乎已经将这个老父亲彻底遗忘。老张的故事在网上引发了热议。有人同情他的遭遇，也有人质疑他当初的决定。根据中国教育部的数据，2022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了70.36万人，其中本科及以下学历的学生占比超过30%。这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了熟悉的环境，面临着文化适应的挑战。然而，老张的故事并非个例。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选择回国发展。据统计，2022年中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到了66.91万人，创历史新高。这些"海归"在回国后往往面临着文化再适应、就业压力等问题。老张的经历也引发了人们对跨文化家庭关系的思考。在全球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家庭面临着文化差异带来的挑战。如何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维系亲情，成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老张的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它提醒我们，在做重大人生决策时要慎重考虑，不要被一时的冲动或外界的诱惑所左右。同时，它也让我们看到了家庭关系的脆弱性，以及在跨文化背景下维系亲情的困难。对于那些正在考虑出国或已经在国外生活的人来说，老张的经历无疑是一个警示。它提醒我们要充分了解目标国家的文化、政策和生活环境，做好长期规划和风险评估。同时，也要注意保持与家人的联系，努力跨越文化差异带来的沟通障碍。最后，老张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在面对困境时，有人选择坚持，有人选择放弃；有人守护亲情，有人却选择遗忘。这些都反映了人性的多面性，也让我们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老张的经历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社会的种种面貌。它提醒我们，在追求梦想的同时，也要脚踏实地；在面对选择时，要深思熟虑；在跨越文化差异时，要保持开放和包容的心态。让我们希望，像老张这样的悲剧不再上演。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之路，每个家庭都能跨越文化的鸿沟，守护最珍贵的亲情。这，才是我们应该共同努力的方向。来源：晚读书房（ID:

吴小平，这个曾经的中金前总经理，他的言论曾经引起了轩然大波。他曾经高呼“私营经济应退出”，但是如今，他改变了口风，开始高喊“支持”。这种前后不一致的言论，让人们不禁要问：他到底在干什么？五年前，吴小平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的文章，引起了广泛关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私营经济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应该逐渐退出。吴小平在该文中写道，“私营经济已经初步完成了协助公有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大阶段性历史重任。下一步，私营经济不宜继续盲目扩大，一种全新形态、更加集中、更加团结、更加规模化的公私混合所有制经济，将可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新发展中，呈现越来越大的比重。”他还特别提到，私营经济“是没有纪律的，没有深谋远虑的，是不足以面对日趋严峻的国际竞争的。”这种言论一出，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招来了官媒的批评。“人民日报评论”微信号头条发表题为《人民日报评私营经济：只会壮大，不会离场》的署名文章，《经济日报》在时评版头条刊发了题为《对“私营经济离场论”这类蛊惑人心的奇葩论调应高度警惕——“两个毫不动摇”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的文章，“中央政法委长安剑”更时厉声斥责：谁开历史倒车，谁就是与人民和国家为敌！在《新京报》昨晚的一篇评论文章《对攻击抹黑民营经济的言论必须及时亮剑》中，也再度点名了吴小平的这篇文章，并称其发出“民营经济应离场”的奇谈怪论。然而，如今，他又发表了一篇名为《从新“28条”说到各种民营经济》的文章，对私营经济表达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表示，任何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经济，都要讲究一股子企业家精神，敢于创新的同时，敢于担当！这是中国经济能够继续前行，中国人均GDP必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之关键！吴小平的这种转变，让人感到非常不解。他之前曾经呼吁私营经济退出，但是现在却又对私营经济大加赞赏。这种前后不一致的言论，不仅让人感到困惑，也让人对他的信誉产生怀疑。国内知名经济学者马光远在今天发布的一条微博中指出，那些说民营经济完成使命，应该退出的小丑和攻击民营企业的几个人，如今和没事人一样依然很活跃，摇身一变也在评论中央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这多么讽刺，“似乎他们从来没有攻击过民营企业”。我们需要认识到，言论是一种力量，它可以影响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如果一个人的言论前后不一致，那么他的言论就失去了可信度，无法产生应有的影响力。因此，我们需要在发表言论之前，认真思考、慎重考虑，确保自己的言论具有一致性和可信度。总之，吴小平的言论前后不一致，这让我们对他的信誉产生了怀疑。我们需要认真思考、慎重考虑自己的言论，以确保自己的言论具有一致性和可信度。对此您怎么看呢？唉，太难了发声越来越难，我把文章最低打赏金额设置成了一元钱，感恩与感谢默默关注我一年文章的读者朋友，发声不易，一元也是鼓励。因为灵魂相近，所以才有共鸣，即使风沙漫天，感恩一路同行。哪怕面对的是千军万马，我们不退！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心，守一寸有守一寸的价值。做号不易，打赏随意抱团取暖，共度时艰顺手放入朋友圈，没准您的朋友就需要！▶▶

近日，一段令人瞠目结舌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视频中，一名身着行政夹克的男子在高铁上大发雷霆，因售货员的正常叫卖行为而勃然大怒，甚至要求列车长来“解决问题”。这一幕堪称荒唐的“官威”表演，不仅让现场乘客和工作人员尴尬不已，更是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事情发生在国庆长假期间的一列拥挤高铁上。按照惯例，售货员推着小车在车厢内叫卖饮料和零食。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服务，旨在为匆忙登车或旅途中需要补给的乘客提供便利。然而，这种服务却意外地触怒了一位自称“领导”的乘客。这名男子原本正在座位上小憩，被售货员的叫卖声惊醒后，突然勃然大怒。他猛地站起身来，对着毫无防备的售货员大声呵斥，说售货员的声音太吵，打扰了他的休息。男子的突然爆发让周围的乘客都吓了一跳，纷纷侧目而视。面对男子的怒火，年轻的售货员显得手足无措。他连忙道歉，表示会降低音量，尽量不影响其他乘客休息。然而，这位“领导”显然并不满意这个回应。他冷笑一声，用居高临下的口吻说道，光是道歉有什么用，售货员已经影响到他了。周围的乘客开始窃窃私语，有人对这位“领导”的无理取闹表示不满，但碍于对方气势汹汹的样子，没人敢直接出言相劝。气氛一时间变得剑拔弩张。就在这时，这位“领导”突然提高了声调，说出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可思议的话。他要求把列车长叫过来，说要投诉售货员。这句话一出，整个车厢顿时鸦雀无声。售货员一脸惶恐，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很快，列车长闻讯赶到现场。他快步走到争执的中心，先是向这位“领导”致歉，然后耐心地解释道，他们的售货服务是为了方便乘客，如果声音影响到这位先生，他们深表歉意。列车长表示他们会要求售货员注意控制音量。然而，这位“领导”似乎并不买账。他冷冷地看着列车长，语气中充满了不屑，质问这是什么服务态度，说高铁上就应该保持安静，质问是谁允许他们这样大声叫卖的。列车长和售货员再次向这位男子道歉，承诺会严格控制售货音量。然而，这位“领导”依旧怒气未消，脸色铁青，仿佛受到了天大的侮辱。他环顾四周，用充满“官威”的口吻说道，质问在场的人是否知道他是谁。话没说完，就被周围乘客的窃窃私语打断。有乘客忍不住小声说，不就是个卖东西吗，质疑为什么要这样大惊小怪。还有人直接嘲讽道，坐普通车厢的都是普通人，不会是高官，这人顶多是个村长。这些议论声显然传入了这位“领导”的耳中，他的脸色更加难看了。整个过程中，这位“领导”的态度始终高高在上，仿佛这趟高铁就是他的私人座驾一般。他的行为不仅打破了车厢内原本和谐的氛围，也让其他乘客感到十分不适。最终，在列车长的再三保证和其他乘客的注视下，这位“领导”勉强坐回了自己的座位。但他依然保持着一副不悦的表情，仿佛随时可能再次爆发。售货员在列车长的指示下，暂时停止了在这节车厢的叫卖服务，整个车厢陷入了一种诡异的沉默中。这段视频被眼疾手快的乘客拍摄下来，并很快在网上传播开来。视频一经发布，立即引发了网友们的强烈反响。许多人对这位“领导”的行为表示不解和愤怒。有网友调侃道，质疑这是坐高铁还是坐龙椅，讽刺这位“领导”是不是以为自己是皇帝。也有人直言不讳地批评，质问在公共场合谁给了他特权，嘲讽他不过是个小官，却把自己当成了大人物。更有人同情售货员的处境，说小哥推车卖东西已经够辛苦了，还要被这样对待，真是可怜。还有网友回忆起了过去的一些典故，说以前官员出行，有随行人员举两块牌子，一块是“回避”，另一块是“肃静”。这位领导是不是也想来这一套？这种讽刺性的评论引发了更多人的共鸣。事实上，高铁上的售货服务是为了方便乘客而设置的。很多乘客因为赶时间没来得及准备食物和饮料，车上的售货服务就成了解决燃眉之急的好办法。售货员的叫卖声虽然可能会稍微打扰到一些乘客，但绝大多数人都能理解并接受这种短暂的“骚扰”。毕竟，这是为大多数乘客提供便利的必要之举。然而，这位“领导”似乎把自己凌驾于公共秩序之上。他的行为不仅显示了极度的自我中心，更暴露了一些人滥用“官威“的陋习。在公共场合，每个人都应当互相尊重，体谅他人。无论是普通乘客还是所谓的“领导“，都没有权利去打扰他人的正常工作，更不应该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来要挟他人。这起事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官威”文化的深思。在中国，“官本位”思想由来已久。一些人一旦坐上了领导的位置，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可以随意支配他人。这种思想不仅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也严重影响了公共秩序和社会和谐。值得注意的是，这位“领导”的行为恰恰违背了真正的领导者应有的素质。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应该以身作则，在公共场合更应该谦逊有礼，体谅他人。真正有修养的人，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发雷霆，更不会动辄搬出自己的身份来压人。从法律角度来看，这位“领导”的行为已经涉嫌妨碍公务。根据相关法律，扰乱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可能会受到处罚。因此，无论是出于道德还是法律的考虑，这位“领导”的行为都是不当的。值得肯定的是，在这起事件中，列车长和售货员都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和专业素养。面对蛮横无理的要求，他们始终保持冷静，试图用理性和礼貌来化解矛盾。这种职业精神值得赞扬，也为其他服务行业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这起事件的发生，也反映了我国在公民教育方面还存在不足。真正的文明，不仅仅体现在外在的礼仪上，更应该体现在对他人的尊重和对公共秩序的维护上。我们需要从小培养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德心，让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对他人产生的影响。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起事件引发的广泛讨论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它显示了公众对公共秩序的关注，以及对文明行为的期待。这种集体意识的形成，将有助于推动社会文明程度的整体提升。结语总的来说，这起“官威“事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社会文明程度的窗口。它既暴露了一些问题，也展现了我们社会的进步。我们期待，通过不断的反思和改进，我们的社会能够变得更加文明、更加和谐。无论是普通公民还是所谓的“领导”，都应该牢记：公共场所是每个人的，而不是谁的“私人领地”。只有互相尊重，体谅他人，我们的社会才能真正和谐共处。发声越来越难，我把文章最低打赏金额设置成了一元钱，感恩与感谢默默关注我一年文章的读者朋友，发声不易，一元也是鼓励。因为灵魂相近，所以才有共鸣，即使风沙漫天，感恩一路同行。哪怕面对的是千军万马，我们不退！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心，守一寸有守一寸的价值。做号不易，打赏随意抱团取暖，共度时艰顺手放入朋友圈，没准您的朋友就需要！▶▶

致敬坚守良知的王圣强导演*

级博士生遭遇交通事故，导致左膝盖粉碎性骨折并韧带断裂。由于该学生腿部“受到重创，行动不便，且语言不通，生活极为困难”，为帮助其渡过难关，招募学生陪护志愿者

×（谭震林）同志的几个报告记录从合肥要来，作为讲话根据，又示意地市委同志多提××

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一个时代该干的事。然而，几十年前，跳“忠字舞”的那代人，到了21世纪，却仍然喜欢在广场、公园等场所，想跳舞就跳起舞来。不管是否扰民，也不在乎跳的是否好看。所以，这一代人也只能就这样了，真的没什么更高尚的贡献了。一场给民族和国家带来巨大灾难的运动，现在怀念的人居然还有很多，这不得不让人反思。长期以来，即便一个村支书、生产队长，也拥有对全村所有村民无可争辩的绝对管辖权。得罪了生产队长，就等于得罪了整个世界，因为你不可能在没有介绍信的情况下另谋生路。一个没有身份、没有档案、没有介绍信的人，几乎就等同于一个绝望的逃犯。也就是说，你甚至连背井离乡、风餐露宿的最后一点权利都已经被剥夺殆尽，这才是对立于苍茫天地间一个个生灵最最残忍的终极锁定。曹景行先生有个建议不错：可以搞个“文革”体验基地，让“文革”支持者优先体验。老的关牛棚，小的上山下乡，轮流批斗，每星期武斗一场。发粮票、油票、肉票、布票、肥皂票，只许看毛选、样板戏、唱红歌，绝对不许上网、玩手机。起码半年，不够再延长。

导读：摆在面前的一个客观事实是，前华约国家，在苏联解体后依然存在的，已经统统成了北约成员，无一例外。

来源：《北京晨报》作者：李海文摘要：文革”是动乱，哪里有什么廉洁、公平？王秀珍为了要几斤特殊毛线，竟开动整个生产线，今天的贪官也不敢这么做；为讨好江青，马天水等花了100多万美元进口电影设备和胶片，只给江青一人享受；王洪文吃饺子，吃一口就吐，只是尝尝滋味……马天水、徐景贤、陈阿大他们每人都骗取特别津贴，还为“四人帮”提供经费，他们以试吃、试用为名，占有大量国家财产。有幸找到一手史料李海文老师在家为读者签名北京晨报：对“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的研究，此前很少有人关注，您是如何介入这一领域的？李海文：我搞了10多年华国锋研究，华国锋曾说，在粉碎“四人帮”过程中他干了两件大事，稳定上海是其中之一。因“四人帮”在上海已经营了10年，党羽极多，当时我为此写了7万多字，后来老干部严佑民给了我很多资料，他是1976年中央派往上海的工作组成员之一，1977年任上海市委书记，2001年去世。这些资料涉及的内容长期不为人所知，我用了5年时间，将问题一一搞明白。后来我遇到了这本书的第二作者王守家，他也是1976年派往上海的中央工作组成员之一，保存着当时的工作日记，堪称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有了这两方面的材料，再加上其他的档案材料，我才敢写这本书。在“文革”中，上海、保定“造反派”闹得比较猖獗，粉碎“四人帮”后，中央重点解决这两座城市的问题，我也曾想去研究保定后来的情况，但始终没得到更多一手材料，所以未做。政策执行的教科书北京晨报：历史已经过去，再做这些还有意义吗？李海文：当然有意义。这些年，出版了一些对当年“造反派”成员专访的书，他们曲意辩护、自我美化，使后人产生错误认识。但事实上，上海处理“四人帮”余党的工作非常扎实谨慎，相关文档本人均经当事人看后签字认可，所以这么多年来，没有翻案的。严佑民从事公安工作多年，他常说矛盾可解不可激，上海当时需“说清问题”的有一万人，最终仅处理了5000人，其余由各单位自行解决，最终仅有40人被判刑（不包括“打砸抢分子”）；在最危急时，苏振华亲自到工厂，与工人面对面交流；当时上海社会还流散着有很多枪支，华国锋亲自拍板，允许工人上街庆祝粉碎“四人帮”……这些政策与做法，都是党的宝贵财富。历史需要有人记载，才能传之后世，才能成为民族财富，既然我有这么好的机会，干吗不写？这本书出版后，有老同志专门找上门来，说这本书是政策执行的教科书。“造反派”的惊人腐败北京晨报：在本书中，大量披露了“四人帮”及上海余党贪污、腐化的事实，今天很多年轻人觉得，那个时代最廉洁、最公平。李海文：正是针对这些错误认识，我才特意加入了这些材料。“文革”是动乱，哪里有什么廉洁、公平？王秀珍为了要几斤特殊毛线，竟开动整个生产线，今天的贪官也不敢这么做；为讨好江青，马天水等花了100多万美元进口电影设备和胶片，只给江青一人享受；王洪文吃饺子，吃一口就吐，只是尝尝滋味……马天水、徐景贤、陈阿大他们每人都骗取特别津贴，还为“四人帮”提供经费，他们以试吃、试用为名，占有大量国家财产。在今天，有些人刻意把这段历史误读成“底层人起来，占了老干部的福利”，可“造反派”上台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了？叶飞被囚禁后，人们在路上遇到叶飞，还会向他敬军礼。“四人帮”被逮起来后，王洪文也当过军委副主席，为什么就没人向他敬军礼？因为叶飞他们这些老干部为国家做过贡献，为人民做过好事，心中无悔，人民忘不了，以为通过造反、作假就能治天下，怎么可能成功？得民心者得天下北京晨报：今天很多年轻人不知道，“文革”中最大的受害方是平民百姓。李海文：就是啊。你看粉碎“四人帮”前上海的各项经济指标，哪个不在往下掉？为了上海一家发展，张春桥要求各省输血，弄得大家都恨上海，彭冲在江苏当领导，说十年没去过上海。“文革”时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一个表妹在四川，她说“神仙造反，百姓遭殃”。我插队去黑龙江，还是比较富裕的林区，可商店里什么都没有，小孩问售货员“买汽水要不要票”，和三年困难时期差不多。我在那里当老师，到所有学生的家中家访过，许多家庭几代人挤在一张火炕上，住的是泥草房。从建国以后到粉碎“四人帮”，全国只涨过7次工资，由于幅度太小，许多人印象中只涨过2次，以上海为例，许多30多岁的工人一个月只拿35元，因为没房子，只好几代同堂，挤在小屋中。“四人帮”把国家搞成这样，人民能没有怨言吗？“四·五运动”后，“四人帮”组织群众游行，结果稀稀拉拉没几个人，而粉碎“四人帮”消息传来，上海等地人们自发游行，当时华国锋的夫人在外贸部工作，没有上级通知，大家就在院子内自己游行，人们究竟支持谁不支持谁，这不很清楚吗？年轻人不了解历史谁之责北京晨报：可今天在网上，有不少年轻人在美化“文革”。李海文：这不能怨他们，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没有把真相告诉孩子们，他们在现实中遭遇挫折，容易把“文革”中一些美好的词句当成真的，当年我们也曾为之感动，但理论和实践存在很大差距。其实，所谓“造反派”都是一群什么人？其中很多是地痞、流氓，他们一上台就贪污，有一个造反派头头在郊区飙车把农民撞了，却要当地公安机关惩办农民，说他撞了中央首长的车，这不是恶霸么？可就是这种人，却得到张春桥的包庇。今天的年轻人不知道，他们的生活比“文革”时他们的父辈要好得多，但如今电视上天天演的都是大款们的生活，开好车，住别墅，一些人觉得有朝一日把这些大款们轰出去，自己也能在里面住两天，你就不想想，真是乱了，大款们说不准先找几个打手把你干掉呢？“文革”本身就是闹剧北京晨报：读了您的书，感觉对徐景贤、陈阿大等“造反派”头头的刻画有点漫画化，不知道您怎么看？李海文：不是我写得漫画化，而是“文革”本身就是一出闹剧，造反派们干的那些事太荒诞、太漫画化。比如徐景贤，还是个大学毕业生，他在“文革”中说医院是等级最森严的地方，要大夫、护士扫厕所，让杂工带听诊器给病人看病，有人生病了，想找老专家，徐景贤不同意，最终导致患者死亡，这不是草菅人命吗？可徐景贤自己得病，从来是找老专家看。我插队前，带同学去晋阳饭庄去吃饭，结果被改造成大食堂，还没我们北大做得好，这都是学徐景贤的上海经验，让顾客自己刷盘子、自己端菜。一些当年得过江青恩惠的文人在网上帮她翻案，却都是片面之论，比如说她懂戏，可她当年要把《沙家浜》中“智斗”一段删掉，这怎么就不提了？再比如说她“转战陕北”，说她是队伍中唯一的女同志，可当时周恩来、任弼时等都不得不和夫人分开，只有她能留下，有条件过夫妻生活。江青后来刻意夸大这段历史，因为她没参加过长征，资格不够，“文革”时斗老干部时，有的老干部反问：我们参加革命时，你在干什么？红卫兵说那时自己太小，老干部们反问：那你爹在干什么？他们就没词了。后来公审江青时，她也抄袭来，说：我转战陕北时，你们在干什么？结果台下哄堂大笑，谁资格不比她老？8亿人中文盲占2亿北京晨报：您在本书中谈了许多“文革”中的事，不担心别人说你是在给党抹黑吗？李海文：“四人帮”是我们党中的败类，揭露他们的罪行，怎么是给党抹黑？“文革”是我们党主动纠正的错误，事实证明，我们的党是有一批好干部的，他们的功绩不应被遗忘。在“文革”中，我们犯了错误，付出了这么大代价，如果我们现在不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这些代价就白付出了。“文革”虽已过去，但它的负面影响仍在，“文革”使我们国家至少少培养了200万大学生，因为1965年我国每年培养20万大学生，如果按每年递增10%计算，十年动乱我们就少培养了三四百万大学生，此外我们还少培养了两千万中学生，少培养了一亿小学生，“文革“结束时，在中国的8亿人口中，文盲就占2亿。我在东北教书时，很多初中生居然连基本的知识都不具备，我很奇怪，他们说，那时净闹革命了，什么都没学。警惕“极端思维”卷土重来北京晨报：您已经退休了，花这么大精力来写这本书，是否有点得不偿失？李海文：“文革”毁了三代人，一代人正值40多岁，该出成果时没能出成果，另一代是我们这个年龄的，基本没能从事本专业工作，再一代是今天4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没能受到良好教育。“文革”降低了我们民族的文化水平，结果导致痞子横行，什么问题都看得太简单，还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那套思维模式。所以我从不看王朔的小说，里面到处是脏话，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如今一些骂人话甚至还被当成流行语收入词典。经过“文革”，我们与世界之间的差距一下被拉大了，科技方面落后欧美几十年。值得警惕的是：虽然“文革”已被彻底否定，但引发“文革”的极端思维依然普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读书人曾反省，当希特勒上台时，他们普遍采取了沉默态度，而正是因为没能勇敢地站出来，德国走向了民族灾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沉默。当然，历史应该用事实说话，我这本书至少做到了内容扎实，所有材料均有出处。发声越来越难，我把文章最低打赏金额设置成了一元钱，感恩与感谢默默关注我一年文章的读者朋友，发声不易，一元也是鼓励。因为灵魂相近，所以才有共鸣，即使风沙漫天，感恩一路同行。哪怕面对的是千军万马，我们不退！​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心，守一寸有守一寸的价值。做号不易，打赏随意抱团取暖，共度时艰​顺手放入朋友圈，没准您的朋友就需要！▶▶

毕业之后，我们常常看到周遭的人都在胡说八道。而为了应付他人的胡说八道，我们也不得不跟着胡说八道。所谓明哲保身、近墨者黑是也。就这样渐渐地，我们终于分不清胡说八道，进而把胡说八道当成了真。

来源：网络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这是一个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上海隔长江口相望南通市的一个普通县，她曾经是《人民日报》所表扬的全国计划生育学习的榜样县，如东计划生育开始于1960年代初，1970年代就走上正轨，实现了低生育水平，1980年代就走上严格的计划生育道路”，而人口数据表现却令人毛骨悚然！如东县在计划生育方面，全国领先，每年都评为“计划生育先进单位”、“全国优秀计

凤凰网历史频道一个关于文革的在线调查,结果是非常惊人的：支持文G的网友多达58%,反对文G的仅42%。一场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运动，现在支持文革的人数居然过半，这不得不让人反思。对此我觉得曹景行先生（生前曾任《亚洲周刊》副总编辑、《明报》主编）有个建议不错：可以搞个文革体验基地，文革支持者优先体验。老的关牛棚，小的上山下乡，轮流批斗，每星期武斗一场。发粮票、油票、肉票、布票、肥皂票，只许看毛选、样板戏、唱红歌，绝对不许上网、玩手机。起码半年，不够再延长。那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同胞，你们想尝尝文革的滋味么？但是如果让你们回到文革，有些人估计一天也活不了。想象一下，你无意做了件小事，身边马上有思想“积极分子”打你报告，上纲上线给你扣帽子，他们阶级捞取政治资本，哪管你死活，这些你是否能忍受的呢？特别是这些告密者还是你最亲的人！要知道文革时期告密之风颇为盛行，儿子会向父亲抡起铜头皮带，丈夫可能是出卖妻子的犹大。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那是个连跟亲近的人都不能讲真话的时代，因为父子、夫妻、兄弟姐妹互相出卖是很普遍的现象。在那样的环境下，即使幼稚的中、小学生也很有心计。想象一下，你说每一句话都要小心谨慎，除非你不说话。因为当时在一些机关单位，有的人整天怀揣小本子，谁若讲了一句有毛病可挑的话，他一转脸，便掏出小本子，将其记下，某某于某日讲了什么话，有谁在场，记得一清二楚，然后向上级告密。想象一下，那时的人们都被禁锢在一地终身不得迁移，农民你就老老实实一辈子在家种地，除了当兵和考学，想出去打工都不行，你受得了吗？想象一下，你的出身早就由组织上定好了，你有幸生在贫农家，那找你麻烦的就少些，万一你生在地主富农家，那你从小就定了终身悲剧了，地主反革命的后代，你终身就在批斗中过，你能忍受的了？想象一下，大好青春下乡到农村锻炼，注意不是短时间，有的好几年回城，有的终身回不了城，好些漂亮女知青为了回城在村干部的威逼利诱下被迫出卖肉体换来一张回城的通知书，这些发生在你身上你是否能接受？如果你们受得了这些，那么不妨建议把全国划出一个县，保持文革的一切。可在里面贴大字报、互相揭发、游街、批斗、黑狱、秘密处决、武斗，还可踢断老爹肋骨，当然伙食主要是窝头咸萝卜。人们手举“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唱语录歌，做语录操，跳忠字舞。发猪肉票，布票，粮票，工业品票，一切都限量供应；切断与国外的一切联系，了解国外只能看《参考消息》，没有娱乐，没有互联网，电影就是八个样版戏来回倒。每天除了正常工作，晚上7点到9点必须参加政治学习，读报纸、读文件……那些文革的支持者们，你们谁先来试试？一场浩劫，为什么还有人要怀念？那些怀念文革的人，一个重要的论调就是：“文革时代没多少腐败，文革是最本质的反腐。”那么，文革时真的“没多少腐败”？但殊不知，中国“走后门”“跑关系”的第一次高峰时期就是文革时期。当时高级干部的子女即使下乡了，也都先后以当兵、招工、提干或者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方式离开农村，而没关系没背景的广大知识青年则长期呆在农村没完没了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800万知青队伍中，无官场背景的平民子女付出更大的代价。

来源：网络

新闻自由是灾难最大的救助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总结世界饥荒史，就饥荒发生原因时深刻指出——事实是显著的：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找到哪里，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不要嘲笑为民生和社会热点发声的人。能勇敢为民生发声的人，都不是为了私利。请保持一种原始的正义感，对不平事，不指望你能站出来吼一吼，但要与正义站在一起。只有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深挚的爱，才能体会。这个社会不缺正义者，缺的是智者以及引领者，引领我们走出迷惘，走向觉醒。有人说某某人心里阴暗，所看到的听到的所发的都是阴暗的一面，就是所谓的负能量，整天在网络上不是批判就是谴责。其实，正因为他心里明亮，才得以看见这世间阴暗的一面，才知道这世道竟还有龌龊；他之所以谴责，是希望变好；他之所以批判，是希望改变；只有心存光明的人，才愿意去谴责和批判。谁若无视这社会最底层人民所受的苦难、对社会的各种假丑恶付之以冷漠，谁才最阴暗。或许我们改变不了整个社会，但个人的抵抗、内心的抵抗却仍可能。当你抱怨整体的沦丧时，并不意味着你个人一定沦丧。你可以谈论历史与记忆、音乐与诗歌、人生的丰富，理解他人的痛苦，扩展生活的维度。你不必成为斗士，却可以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有思想与情感深度的人。把知道的真相告诉大家，是一种正义；把懂得的常识告诉大家，也是一种责任；把目睹的罪恶告诉大家，也是一种良知；把了解的内幕告诉大家，也是一种品质；把听到的谎言告诉大家，也是一种道德；把亲历的苦难告诉大家，也是一种告诫；把追求的真理告诉大家，也是一种信仰。当一个国家在面对罪恶之时，大部分人却总是这样：1、骂是没有用的，又改变不了什么。2、这很正常啊，我们又能怎样。3、关我什么事，管好你自己吧。4、这个国家就是这样的，你改变不了的，习惯了就行。5、除了自己的健康无大事。如果都是这样，

不关心政治，其实就是不关心别人的生活疾苦，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没有良心。正如一群食草动物，在别的同类遭到袭击的时候不予理睬，仍然只顾自己吃草，这就是食草动物的特性，永远都是被吃掉的命，区别只是它排在第几个而已。人类再发展，个体再强大，也必须以群居的方式生存，即社会的方式生存。而社会生存的基本规则就是相互关心、帮助、爱护，这其实就是政治。固然，政治被一些人搞得很复杂、凶险，但这不是人们逃避政治的理由，逃避的结果，是让那些人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因为你不要你的拳力，你不关心政治，理所当然地，也就没有人会关心你。农民不关心政治，只能是温顺的羔羊；工人不关心政治，只能是受剥削的奴利；知识分子不关心政治，只能是拳贵的木偶；

联合国不顾俄罗斯抗议启动安理会否决权改革俄罗斯试图破坏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改革计划，该计划规定重组安理会，可能限制其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以及加强确保和平、防止战争的国际法并惩罚他们的爆发。但俄罗斯外交官的尝试，甚至遭到了来自南方国家的拒绝，莫斯科在与西方的对抗中，极力争取这些国家站在自己一边。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称，周日开幕的“未来峰会”上通过的“未来公约”是“将国际体系从深渊边缘拉回来”的愿望。该文件概述了

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司马南（于力）“真是北大的耻辱”，反美斗士陈平靠反美人设大发横财，敛财过亿，如今却在美国购置豪宅，连女儿也嫁给美国人入美籍生动演绎了什么叫“屠龙者，终成恶龙。”中国著名经济学教授陈平因其大量的反美言论而成为了学术界和社交媒体上的网红。他声称美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并获得了许多爱国人士的一致认同，陈平的言论吸引了数百万的关注和粉丝。就是这样一位整天把美国当成眼中钉肉中刺的著名北大教授，不但在美国有豪宅，就连自己的女儿也嫁给了美国人，这就有点令人非议了，这到底是说一套做一套，还是深入敌后呢？陈平作为北大经济学教授，他的才能和学识还是比较过硬的。作为曾经留美的大才子，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也算是风云人物。从小就是学霸的陈平，非常享受大家对他“众星捧月”般的关注。之后他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中科大的物理系，毕业后又前往美国去发展交流，在回国后就走上了争名的道路。在他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之后，就被很多大学聘请为经济学教授，比如北大复旦等。在国内广大的社会认知中，科学家都是一群默默无闻、埋头搞科研的存在，但陈平却似乎并不想默默无闻，而是想着怎样利用自己的名气，在更短的时间内，以更简单的方式赚到更多的钱。偶然之下，陈平在一次采访中谈及自己的留学经历，他提自己在留学时被打劫的一番言论在当时引发了小范围的轰动。此次经历好像让陈平尝到了甜头，观察敏锐的他开始谋划一局“大棋”。他用自己多年留美的经历告诉大家，自己在中国虽然只赚两千元人民币却要比在美国赚三千美金还要过得舒服，因为美国的基础设施很落后，人们出行只有靠汽车，他们没有公交和地铁，出行并不方便。他还表示美国街头到处都是流浪汉，一到晚上这些流浪汉就会化身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他读大学的时候，半夜就曾经遭到数次抢劫，那些人带着管制刀具和枪支，最喜欢抢劫身材较为弱小的华人。反美言论好像是他的流量密码似的，他有着高学历，可是总想靠着反美的言论来获得流量，走这些歪门邪道。但是在2020年他的爱国形象却彻底崩塌了，陈平自己在微博晒出了在美国买的一套别墅。原来，陈平这么多年表面上维持着“爱国人设”，私底下在背后却做着完全不一致的行动。他本人是早就搬到了美国生活，只不过由于保密的很好，几乎没有人发现，就这么隐藏了多年。还有人经过调查发现陈平靠着自己的“批美”言论已经敛财数亿。并且他的女儿也和一位美国男人结婚，获得了美国国籍。以往一直被陈平抨击的美国，现在居然成为了他和家人的定居地。他还曾说过，中国的女孩非常优秀，完全可以与外国男性和亲，从而吸引大量的国外优秀人才，但他的女儿虽然与美国人结婚了，但似乎并没有回到中国的打算，他们一家人都生活在美国。就是这样铁一般的事实，让网友叹为观止。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写好的稿子吗？难道专家说的话就能够言而无信吗？一时之间，陈平的行为也受到了网友的不理解，直言要他出来给一个说法。对此他做出回应，虽然他们身在美国，但不是为了美国的大房子和更好的福利，而是为了中国的教育、养老、医疗和农村振兴有关。他真的很关心中国的发展。粉丝们自然拒绝买账陈平的辩护。深陷美国买房风波的陈平试图为自己辩解：“我从不反对美国科学家和人民，我反对的只是美国的不当行为。”按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前往美国并非为一己私欲，而是为了祖国的发展。这一切被曝光后，陈平的名声彻底崩塌。学校在深入调查并核实事实后，决定立即开除陈平。他曾经辉煌的教职生涯就此落幕。如今的陈平依旧定居在美国，也不知道他所谓的定居美国对美国的养老医疗进行考察、学习积累有关经验知识什么时候能够结束。不过依大众来看，他应该是一辈子都要留在美国“考察学习”了。（图文来源：选自网络）发声越来越难，我把文章最低打赏金额设置成了一元钱，感恩与感谢默默关注我一年文章的读者朋友，发声不易，一元也是鼓励。因为灵魂相近，所以才有共鸣，即使风沙漫天，感恩一路同行。哪怕面对的是千军万马，我们不退！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心，守一寸有守一寸的价值。做号不易，打赏随意抱团取暖，共度时艰顺手放入朋友圈，没准您的朋友就需要！▶▶

编者按：著名中东问题专家、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殷罡，因突发心梗于6月9日9时1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作为一个学者，他一生有很多建树，尤其是在中东问题研究上成果颇丰。只要发声，就会面临不同声音的指责和质疑。殷罡也无法避免。古人说：盖棺论定。他的见解和观点对错最终会由后人见证。下文是他关于“哈以冲突”的论断。如果不戴着有色眼镜去看，或许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殷罡：今天这次冲突，以色列明面上是同哈马斯打，实际上是同伊朗及其盟友较量。哈马斯背后的支持者主要是伊朗，这次战事扩大以后，向以色列发动攻击的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都是伊朗栽培的盟友。哈马斯在阿拉伯世界其实不受待见，其中有一条就是跟着什叶派的指挥棒转，服从伊朗的布局，以阿拉伯世界为敌。在阿拉伯世界眼里，哈马斯也是叛徒。同样，去年刚恢复阿盟资格的卡塔尔也是。当时都跟它断交的原因之一就是2012年卡塔尔的埃米尔居然在穆兄会执政埃及期间，通过西奈半岛到哈马斯控制下的加沙访问。卡塔尔的埃米尔一次性给哈马斯4亿美元，当然是所谓和平建设的钱。这在阿拉伯人眼里又犯了忌。因此，这里主要是民族之间的博弈，但也不能完全按民族划分，宗教意识主导也是存在的。比如叙利亚是阿拉伯人，但掌权的是什叶派，尽管是少数，但它是伊朗阵营的。两伊战争期间，叙利亚居然支持伊朗，为同阿拉伯人作战的伊朗提供武器。也门的胡赛也是这样，阿拉伯人，但属什叶派，接受伊朗的治国理念和援助。更不要说黎巴嫩的真主党了。伊朗的什叶派革命输出还是很有成果的。不过叙利亚在这次战争中声调很低，你看不到它说什么。因为哈马斯这帮人原来领导机构就在叙利亚，结果到叙利亚闹“阿拉伯之春”的时候，哈马斯支持造反的穆兄会，阿萨德就把哈马斯全当恐怖分子赶走了。叙利亚不支持哈马斯。哈马斯能代表巴勒斯坦吗？现在媒体上都说巴以冲突，但是也有一些国际媒体写它是哈以冲突。哈以冲突或者说以哈冲突是这次战争比较准确的称呼。因为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在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武装并没有参战。说这一次是巴以冲突，对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是不公平的。当然从整体上看，毕竟是巴勒斯坦人同以色列人之间的一场战争，说巴以冲突可以，但应该加以注解。那么，哈马斯能不能代表全部或者大部分巴勒斯坦人呢？很多人都知道2006年的巴勒斯坦国民议会选举里，哈马斯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媒体和一些学者不了解具体情况，一听说哈马斯胜了就开始写文章，但缺乏对哈马斯胜选的多方面原因的了解，是过于简单化的议论。这个议会选举是在2005年开始的，2006年1月正式投票。这时候巴以和平进程已经中断了，阿拉法特已经死了，冲突造成的伤亡让巴勒斯坦的民意也发生了改变，巴解威望下降。同时，哈马斯不是以自己名义参选的，是组团参选的。它的选举纲领也不是说选上我就跟以色列开战、血战到底，全是好听的。但问题还出在选举制上，不同的选举制可以导致不同的结果。如果就一张选票来选总统，选阿巴斯还是哈尼亚，那谁敢选哈尼亚？但是巴勒斯坦议会采用的是两票选举制，议员里一半通过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另一半通过传统选区选举产生。这选举法是联合国弄的。第一张票叫中央选区选票。参加这个选举必须以政党名义，像法塔赫、人阵，哈马斯变了个号，因为世界各国都不能以宗教、教会名义参选。在这张选票上，巴解各派加起来稍微超过了50%。也就是说，如果按一张选票来选，哈马斯赢不了。第二张选票是地区选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分成16个选区，各个党派都推举自己的候选人，不是以党的名义，而是以当地候选人的名义。这下惨了，法塔赫这波推举的都是政工干部、警察局长一类长官级别的人。哈马斯聪明，提名的都是医生、大学教授、慈善会领导。选本选区的代表，选民肯定是谁像好人我选谁。法塔赫推举的这些官贪污受贿、上街打人，肯定都不选，选哈马斯推出的这些学者医生。所以在第二张选票上，哈马斯得到了压倒性的胜利。两票相加，哈马斯就赢了。后来巴勒斯坦再选举就很难了，喊了十年都没有实现。因为阿巴斯要求改变选举制，改成一票制。这样谁会选哈马斯？就这一条改变选举制，哈马斯和其他小派别怎么能同意呢？所以一直无法再举行选举。上次大选是17年前举行的，阿巴斯都超期服役多少年了，哈马斯说你根本就是非法，全世界没有哪个政府是一口气干17年的。哈马斯说的这话还真占法理。去年阿尔及利亚召开法塔赫和哈马斯的和解会议，说要举行选举。我就跟人说选不了，选举制就定不下来。根据去年11月在阿尔及尔签署的协议，要在2023年年底举行新的大选。别说10月7号打起来了，就是没打起来，选举法还没定，选举规则还没定，怎么选？选举制决定选举结果，想改成有利于你的，哈马斯就不参加，接着打，继续内战。在中东这个舞台上，很多会议、讲话是做游戏。阿尔及利亚为什么去年要把人都请去搞巴勒斯坦和解会议呢，因为它很快就要当阿盟轮值主席了，得有作为。都是讲故事。哈马斯在这方面把所有人都骗了。这次袭击以色列为什么毫无准备、让哈马斯得手，也是因为哈马斯在过去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停止和以色列冲突，忙于跟阿巴斯谈判，在阿尔及利亚的主持下参加巴勒斯坦各派和解大会，确认要举行新一次的巴勒斯坦国民议会选举，做出了一幅改弦更张的样子。他提出要修改巴解章程，加入巴解，加入之后不就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成员了吗？事实证明，这是战略欺骗，它把所有人都骗了，把我也骗了。现在很多人说哈马斯是反抗占领什么的，实际在加沙并不存在以色列占领问题。需要说明的是，2005年沙龙全部撤离加沙之后，加沙地带已经是一片巴勒斯坦人完全控制的土地，加沙1967年之后被以色列占领的状态已经结束了，加沙同以色列和埃及的边界就是1949年停火线，这条停火线就是国际社会反复呼吁为巴勒斯坦人争取的1967年边界，是符合国际法标准的。现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定居点争议，发生在约旦河西岸，约旦河西岸的一部分地区还处于以色列的占领状态。以色列已经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把加沙交给巴勒斯坦人了。2007年加沙内战以后，哈马斯就把法塔赫、巴解组织的人全都赶走了，对加沙实行单方面的有效控制，到现在是16年。在这16年里，加沙不是一片被占领的土地，而是被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领土。我当年就哈马斯在2007年后老向以色列发火箭写过一篇文章，就说哈马斯是反抗占领还是邀请占领？结论是邀请占领。他们的立场是冲突必须延续，你都走了算什么事啊？再说所谓封锁加沙的问题。现在加沙和以色列、和埃及的边界是国际边界，就是巴勒斯坦国的“1967年边界”。任何国家的边境都会有一定拦阻设施。哈马斯自从控制加沙之后，不断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在这次战争之前曾经有4次严重交火。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怎么可能不对边境实施封锁？封锁是哈马斯延续冲突的必然后果。而且封锁是控制违禁品进出，从埃及口岸进入的联合国救援物资并不受影响，在非冲突状态下，加沙的水电粮油、医疗设施都是正常运转的。但在冲突时期，封锁会更加严密。但即便这样，哈马斯还是储藏了大量物资，地下的兵工厂加紧生产，储存了上万枚火箭。受封锁影响的主要是老百姓。总之，局势的发展过程是，哈马斯把整个加沙打造成一个出击阵地、立体战斗堡垒，民用军用设施混杂在一起，有些是民居下面就是军用地道。一旦打起来，平民伤亡一定会很大，哈马斯追求的正是这一点。所以，封锁导致哈马斯报复是不成立的，是哈马斯反对和解发动冲突导致的封锁。这是很遗憾的事。巴以冲突的前景：无解的难题虽然哈马斯在阿拉伯世界并不受待见，但如果哈马斯以很小的代价被以色列完全消灭，以色列没麻烦了，阿拉伯国家也不大高兴。因为巴以冲突如果真消停了，外部威胁都没有了，内政压力就大了。你看阿拉伯国家的每一个国家的在不同阶段的每一次表态，要是真了解这个背景的话，能看出门道来。因为情况复杂，必须会解读他们的表态。哈马斯为什么这么多年被封锁打击还能生存下来？第一它对加沙实行的是有效的控制，别的势力像吉哈德、基地组织试图在这里插足，哈马斯就镇压他们。事实上以色列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幻想哈马斯改弦更张，还说过如果哈马斯控制了巴勒斯坦，愿意跟我们谈判，我们也愿意谈。第二，他们有生存门道，通过地道走私。它的武器装备的确是很多是从伊朗来的，但民用物资也可以轻易地转变为军用物资。2012年卡塔尔埃米尔承诺，支持加沙的基础设施建设，每年后来还给钱。基础设施建设就得用水泥，水泥就拿去修地道了。基础设施建设得铺水管，把水管挖出来截成一节一节的，就变成火箭了。除了地道系统，还有海上漂浮系统。就是把武器装在很结实的胶囊里，再充上空气，控制充气的比例，就可以让这个胶囊就在水面下可看见的地方漂行。这样蛙人就可以把这悄悄的、在飞机看不到的地方把它拽到岸上。通过这个和地道，从黎巴嫩、从埃及西奈半岛的海岸就往这边送。这些地道也不能把它完全封上，这地道有些是送武器的，有些是运走私品，有些是点外卖的。离加沙不远有个埃及城市叫阿里什。加沙要吃点什么好吃的，像麦当劳，就要从这里通过地道往里送。把地道炸了，死的都是老百姓。但送武器还是送外卖，根本分不清。这地道是一开始没有，以色列没撤的时候到处查，没有发现。以色列一撤就开始挖。一开始比较浅，三米五米，现在好几十米，有作战指挥设施。总长度都好几百公里了。即便以色列进去摧毁，难度也特别大。所以以色列人现在开始反思，2005年完全撤出加沙，本来是要幸灾乐祸的，结果哈马斯把加沙打造成一个能攻能防的战斗堡垒。那沙龙这个撤出加沙到底是对了还是错了？从政治上讲，撤了就不是占领者了，没有我的事了。结果人家造成战斗堡垒还要打你，你还得占，死人更多，罪过更大。现在就摆出了一道无解的题。以色列要消灭哈马斯，但是怎么消灭？2014年的时候以色列进去过一次，进去很小的一片地区，结果造成很多伤亡。这次以色列说加沙北部都要撤，但也有就不撤的，还有住医院里的怎么撤？埃及现在堵住也不让进。让哈马斯过来那不就给我找麻烦了吗。约旦也说不许难民过来，它吃过多大的亏呀。你说怎么办？正确解决办法就是，由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接管加沙。你说这难度多大？也不能责怪巴勒斯坦人无能、不统一。西岸和加沙，两个政党、两个目标，中间隔着以色列，怎么统一？而且巴解也打不过。至于说两国方案，这很对，但两国方案的一个前提是巴勒斯坦先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有统一的管理，谈了签了就去执行，否则又会重复1993年的悲剧。1993年以色列和巴解组织已经实现和解了，已经朝着两国方案去发展了，结果中断了。如果现在阿巴斯再跟内塔尼亚胡签一个协议，会败得比上次还惨。对于哈马斯和伊朗来说，把巴勒斯坦这个节抓住了，就可以四两拨千斤。你说难不难？太难了。今天以巴之间的仇恨是逐渐积累的。在冲突战争中发生杀戮事件，从1948年开始就有，仇恨是很深的。在以色列占领期间，巴勒斯坦人的独狼活动、游击活动都遭到镇压，尤其军事人员和民众混杂在一起，以色列的搜索、检查很不客气，对巴勒斯坦人的安全造成很大的伤害。他们对以色列人有仇是可以理解的。可以批评以色列在军事行动中、占领期间伤害平民的问题非常严重。现在以色列跟一些国际媒体和外国政治家私下发了一些视频，他们缴获的10月7日、8日在南部哈马斯屠杀现场的影视资料，还开了大规模的记者招待会放这些资料，但是不许录像和传播，因为镜头太残忍。以巴之间的这种宣传战这么打下去，时间稍长一点，大家会明白很多事。当然以色列在报复过程中炸楼房、造成很多平民伤亡，又会激起全世界的愤怒，肯定也是这样的。但应该理解一个大势：毕竟双方1993年已经签署了和解协议、“土地换和平”协议。“土地换和平”在初期进展是顺利的，如果大家都有和平愿望的话，现在和平早就该实现了。正是有人，从伊朗到哈马斯，不愿意看到奥斯陆协议的实现，不断地挑起冲突，结果就是制造了更多的仇恨。如果说以暴易暴是合理的话，那么这个冲突永远不会结束。我们还是要理智地看大势，不能在现象上过度动情绪，做一些过于表面的判断。这一波的冲击很大，未来可能会更大。但有一条，如果不改变加沙的政治地图，冲突还会有。理想的办法，从法理上说，是巴解接管加沙，哈马斯认输。这太难。如果战争继续持续，要看以色列方面，如果真是过度报复，进去占领，哈马斯真是扛不住了，这时候黎巴嫩真主党如果打过来，战争就扩大了。但战争扩大的可能性大不大？不一定。真主党联盟在上次黎巴嫩议会选举里，128个议席里占了61个，刚刚跌落50%以下。一开始它只是个民兵组织，2006年听伊朗的命令打以色列，给联合国伊核问题讨论制造障碍。但现在真主党发展成在黎巴嫩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政党，如果它打，美国航母的所有炸弹全都会落到真主党头上，不会落到哈马斯头上，真主党这么多年的经营就完了，国土基建也都完了，它亏不亏？所以很难走到这一步。但是它也很难不作表示。所以就今天打一个坦克明天打一个坦克，维持这种低烈度冲突，表示我们也施加压力了，也参战了。胡塞武装更是如此。最近美国军舰击落胡塞武装的导弹、无人机，也就是这个。伊拉克民兵说要组织起来进军，它过不去啊。伊朗说几十万人报名参军，帮哈马斯打仗，也过不去。所以理论上，不能完全排除战争扩大，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全打起来的情况，但目前还没看到这种可能。现在国内舆论场很混乱。一个原因是没有这方面的正规教育，都听从课本上一些很笼统、很原则的说法确定自己的立场。第二，现在自媒体很多，发声很随便，他们当中立场偏差的言论非常多。最根本的一条，缺乏知识，没有分清情理和法理，对事态发展的过程和细节都不知道、不了解。让一个小青年看几个短视频就决定立场，怎么可能？同样在英美这些国家也一样。因为中东、巴以这些事太复杂，头绪太多，你让一般老百姓在一种激烈冲突时期发表恰如其分的见解难度也大。最主要的一条是，知识、信息的缺乏。这也是没有办法的。（选自网络/江淳编辑）发声越来越难，我把文章最低打赏金额设置成了一元钱，感恩与感谢默默关注我一年文章的读者朋友，发声不易，一元也是鼓励。因为灵魂相近，所以才有共鸣，即使风沙漫天，感恩一路同行。哪怕面对的是千军万马，我们不退！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心，守一寸有守一寸的价值。做号不易，打赏随意抱团取暖，共度时艰顺手放入朋友圈，没准您的朋友就需要！▶▶

毕业之后，我们常常看到周遭的人都在胡说八道。而为了应付他人的胡说八道，我们也不得不跟着胡说八道。所谓明哲保身、近墨者黑是也。就这样渐渐地，我们终于分不清胡说八道，进而把胡说八道当成了真。

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一个时代该干的事。然而，几十年前，跳“忠字舞”的那代人，到了21世纪，却仍然喜欢在广场、公园等场所，想跳舞就跳起舞来。不管是否扰民，也不在乎跳的是否好看。所以，这一代人也只能就这样了，真的没什么更高尚的贡献了。一场给民族和国家带来巨大灾难的运动，现在怀念的人居然还有很多，这不得不让人反思。长期以来，即便一个村支书、生产队长，也拥有对全村所有村民无可争辩的绝对管辖权。得罪了生产队长，就等于得罪了整个世界，因为你不可能在没有介绍信的情况下另谋生路。一个没有身份、没有档案、没有介绍信的人，几乎就等同于一个绝望的逃犯。也就是说，你甚至连背井离乡、风餐露宿的最后一点权利都已经被剥夺殆尽，这才是对立于苍茫天地间一个个生灵最最残忍的终极锁定。曹景行先生有个建议不错：可以搞个“文革”体验基地，让“文革”支持者优先体验。老的关牛棚，小的上山下乡，轮流批斗，每星期武斗一场。发粮票、油票、肉票、布票、肥皂票，只许看毛选、样板戏、唱红歌，绝对不许上网、玩手机。起码半年，不够再延长。